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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权归属之初探
刘晓莉
内容摘要：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岌代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世界各国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并从模式本身的合理性，与我国诉讼模式改革方向相一致以及符合国际司法鉴定制度发展趋势三个方面阐述论点，以求抛砖引玉，推动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司法鉴定启动权 中立司法鉴定制度 对立司法鉴定制度

司法鉴定启动权是指可以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利，主要包括司法鉴定申请权、司法鉴定决定权及司法鉴定委托权。司法鉴定启动程序被认为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谁有权最终决定鉴定程序是否启动及决定由谁进行鉴定是司法鉴定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一国鉴定程序的特征。
一、司法鉴定的历史及现状分析
鉴定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统全面的法医鉴定古典巨著《洗冤集录》就是由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所著，可谓是我国及世界的宝贵财富。但近代以后特别是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已经成为诉讼活动的桎梏。对于司法鉴定启动权不论是立法还是事务操作中都反映出有悖于法律的公正与效率。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政局的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 ”第26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行政诉讼法》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从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证据规定当中可以发现，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实际都在法院中，“被告方无权委托鉴定人，这有违现代控辩平衡的价值理念…” 也是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极易产生司法腐败，也不利于揭示案件真相，既无法实现程序公正，也无法实现实体公正。
司法实践中关于司法鉴定启动权的行使比较混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司法机关依职权进行鉴定或委托鉴定，一方面，鉴定成为法官的义务，当事人和鉴定部门都不着急，只有法官干着急。另一方面，鉴定成为法官的权力，鉴定活动式式如何开始，怎样进行的，当事人一无所知，而法院对于自己启动取得的鉴定结论自然深信不疑。这样一来也就“省了”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事——无需质证或流于形式；另一种是，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不满意的就再来一次，甚至要求鉴定人作出符合他（她）的意愿的鉴定结论，重复鉴定，鉴定腐败难以避免。
这种情况自然与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的立法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也与人们的法律意识，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关，但最主要的是目前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或者说启动模式不符合现代司法活动，诉讼活动的要求。所以对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应当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完善诉讼程序。
二、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
由于我国自身的特点以及诉讼文化相互融合的世界潮流的影响，照抄照搬某国的模式是不可行的。所以只有借鉴别国的经验，作为建构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的参考。
在英美法系实行对立鉴定制度（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即根据对抗制的法庭审理方式需要和举证责任负担理论的要求，英美法都承认当事人有必要象提供普通证人那样自行选定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该制度，诉讼中应否进行鉴定，进行何种鉴定或由谁鉴定等事项都由诉讼当事人自行决定。
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以法院指定鉴定人作为选任鉴定人的基本形式，专家凭借其知识、技能和经验作出结论并报告法院，必要时法院还可以赋予专家为准备书面鉴定结论而进行独立调查的权利，是为中立鉴定制度（法院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被称为法官的“辅助人”。
综上可见，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实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启动权的归属也是天壤之别，但各有优缺。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特点，建构“当事人＋法院” 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较优。
“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是当事人与法院互动并相互制约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当事人申请、决定并委托司法鉴定人，但这一切活动都应在法院的调控下，法院可以有理由地制止当事人行使启动权。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充分体现诉讼民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由法院进行整体的、宏观的指导从而避免当事人权利的滥用。达到当事人——法院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目标。笔者认为：
首先从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来看，在法院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能够最大化地保证鉴定活动的公正性，实现当事人诉讼活动的积极性与规范性。
不管是哪一种诉讼，程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裁判者的中立性，可以说裁判者的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底线，没有裁判者的中立，就谈不上诉讼或审判的程序正义性，也就无所谓结果的正当性。尽量由当事人双方启动鉴定程序，这样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和鉴定机构中立性的质疑，只有在当事人不能确定或双方对鉴定机构的确定发生争议时，才由法院确定，这种做法虽然会牺牲一些效率，但更有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而且根据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要求，案件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应该由当事人提出，没有提出的主张，包括事实主张，法院不应当主动依职权提出，否则会影响法院的中立性。在当事人没有意识到专门问题对裁判的影响时，法院可以行使阐明权或释明权说明专门问题鉴定的必要性，而不是主动依职权启动鉴定。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诉讼主动性，而且可以增强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信服度。
其次它与我国诉讼模式改革方向相一致。
我国正在对过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改革，有选择地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符合当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互融合、借鉴、学习的发展潮流。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分别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原先所特有的诉讼模式。但不论是哪一种模式，在经过了多年的司法实践的检验以及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后，均暴露出许多不足与缺陷，而这些不足与缺陷恰恰在相对的模式中可以得到弥补。因循守旧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文化的“流动”以及“特征淡化”成为目前诉讼制度的主旋律。
我国正处于诉讼体制转型时期，原本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加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因子，法院依职权主导已渐渐向当事人主导转变。司法鉴定制度本着为证据制度、诉讼制度服务的目的，也必然顺应这一趋势。徐静村教授曾说：“启动司法鉴定不再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是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 在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法院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宏观的调控，控制诉讼程序，所有案件的主张和事实都来自于当事人，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原则上也由当事人决定。相信在规范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保证鉴定结论的公证性不是遥不可及的。
最后其符合各国司法鉴定制度发展趋势
英美法系以及大陆法系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均对自身的体制进行了一些微调，从而也改变了以前的单一的司法鉴定的模式，呈现出混合式的司法鉴定模式。
如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第35.3条规定：“①专家证人的职责在于以其专业知识帮助法院解决有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②专家证人的职责优先于专家证人对向其作出指示的人或者反对其费用的人之义务。”本条的规定突破了专家证人是为当事人服务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专家证人的职责是帮助法院解决有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而当这一职责与其对当事人的义务发生冲突时，必须以职责为优先。以及第35.7条规定了当两方或多方当事人都希望就某一特定的问题提交专家证据时，法院可以指定只由一名专家证人就该问题提交专家证据，被指定的专家证人称为“单一的共同专家证人。”
大陆法系为了减少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的错判危险，法国采用了“双重鉴定”原则，除极为简单的鉴定事项外，预审法官都应聘期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分别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德国则允许当事人在不妨碍官方鉴定工作的情况下聘请自己的鉴定人参与官方的鉴定活动。有些大陆法国家规定，当事人一方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专家进行鉴定，可向法官提出请求，以促使后者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集两种制度之长的混合式鉴定制度是当今各国的一个发展趋势。
“当事人＋法院” 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正是混合式鉴定制度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对两种鉴定制度扬长避短，更好地运用鉴定技术揭示案件真相，实现实体正义，保护当事人权利。
建立“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符合司法鉴定制度及诉讼制度的要求，制度总是在发展着的，实践中操作会检验理论，从而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

注释：
1陈卫东：《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4月

2徐静村:《刑诉法修改中司法鉴定条文这样设计》载《检察日报》2005年10月13日

3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168—188页
参考文献：
[1]刘新魁.法国司法鉴定制度及启示[M] .诉讼法论丛（第七卷）,2002.
[2]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修订版）[M].法律出版社,2001.
[3]曹建明.诉讼证据制度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4]张卫平.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试论司法独立与检察监督

方 良 方跃彪


内容提要：虽然司法独立(1)是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但司法独立的确立要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独立司法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司法裁判所进行的法律监督亦即检察监督，不仅为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重“保险”，而且促进了我国司法独立早日实现的前提条件。可以说，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唯物辩证关系。
关键词：司法独立 检察监督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
虽然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但鉴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很难给出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即使是我国学者，对于司法独立的涵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也会得出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结构上的独立与程序上的独立(2)。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是审判权独立与法官独立(3)。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对当事人独立、职能独立、机构独立和内部独立(4)。也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的独立、司法主体的独立、司法行为的独立和司法责任的独立(5)。还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6)。尽管各家的理解角度不同，但其基本点却是比较一致的，即司法独立不仅包括法院的独立，还包括法官的独立和法院内部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指其整体独立，即法院独立于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受外部力量或权威的干预或控制。法官的独立，指其个体独立，即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及其心中的正义准则，而不接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法院内部的独立，指其审级独立，即不仅同级法院之间完全独立，互不隶属；就是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完全独立，互不隶属。虽然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裁判结果，但这也只是为司法裁判增加一道审核程序，使之更加审慎，减少错误而已，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 属。而这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上命下从的领导与服从关系有着质的区别。在法院的独立、 法官的独 立与法院内部的独立三者之中，当以法官的独立为核心。司法独立作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它不能仅停留在作为一项空头原则的层面之上，它的确立需要有具体、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应当包括体制保障、经济保障、资质保障和身份保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7)。也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应当包括法院的整体独立、法院的内部独立、法官的身份独立、法官的职业特权及法官的职业伦理准则等五个方面的内容(8)。
二、独立司法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
司法独立之所以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自有其必要性之一面(9)。然而，司法独立并非一项绝对的、无条件的金科玉律，它除了必要性之一面外，还有着相对性之一面。其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因为司法独立意味着法官在行使司法裁判权时具有独立自主性，若法院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遍的质疑，司法独立性的增强反而会造成法官擅权和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法院和公正的司法，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法院，才能形成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10)。二是独立司法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是每一个“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也都有其人格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或超凡入圣。因此，法院的理性化程度再高，那也只能是一种表示法官合格、法院结构合格和司法程序合格的“形式上的理性”而已。法院和法官在独立司法的过程当中出现裁判失误甚至擅权或专横腐败,以致造成司法不公，则在所难免，实属必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恒古不易的客观规律所导出的必然结果，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需受到其他权力和权利的制约与全社会的监督。司法裁判权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11)。这在现代法治国家里，无论是从法理上或者实践上来说，早已都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才得出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中权力必需受到制约与监督这一科学结论(12)，则显得尤为珍贵。
现代国家对司法裁判权所进行的监督(13)，都是通过对直接行使司法裁判权的法官进行监督来实现。而对法官所进行的监督，则以其行使职权的行为即裁判行为和与行使职权无关的行为即非裁判行为为对象。由于这两种行为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对他们进行监督的主体、监督的内容、监督的方式以及监督的后果均应有所区别。对法官裁判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内监督。对法官非裁判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外监督。显然，对法官的监督，应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因为它对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发挥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程序外监督，则以保证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14)。
（一）程序内监督，可分为司法机关外部主体的监督与司法机关内部主体的监督。就前者而言，在诉讼程序之内，当事人、律师、检察机关(15)、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旁听公民等，作为司法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都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利（力）和规定的方式，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就后者而言，在诉讼程序之内，上诉法院或再审法院（的法官）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制度来对下级法院（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显然，通过规定审级监督制度，并赋予当事人启动上诉程序的诉讼权利和提起再审之诉的诉讼权利，以及检察机关启动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的抗诉权力，这即是法律为避免司法不公所持的审慎态度。通俗地说，就是法律为每一具体个案均设立了司法公正的“双重保险”或“多重保险”(16)。不过，这司法公正的“双重保险”或“多重保险”，只有在司法独立得以真正确立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发挥其保险的作用。
在上述两种程序内的监督方式中，只有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监督主体的上诉法院或再审法院所进行的审级监督才是真正或狭义的和直接的监督。它可以依法直接改变原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或发回重审。而作为司法机关外部监督主体的当事人、律师、检察机关、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旁听公民等，他们所进行的监督，只能是广义的和间接的监督。它虽然可以对法官施加一定的影响，但却无法左右或改变法官作出的裁判结果，而且还必须被限制在不损害独立司法的范围之内。由于法律赋予上述司法机关外部监督主体的诉讼权利（力）多少有别、范围不一，他们之间的监督力度也就有强有弱，各不相同。以检察机关为最强，当事人（及其律师）居其次，其他诉讼参与人（及其律师）再其次，旁听公民为最弱(17)。
（二）程序外监督，可分为司法行政监督和法官弹劾制度。平时，法官的非裁判行为通过法官职业伦理准则来约束。当法官违反职责行为情节较轻时，由其所在法院或上级法院通过司法行政监督对其进行惩戒，可给以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当法官违反职责行为的情节较重，具有应被罢免的事由时，则需启动法官弹劾程序，由国会议员组成的法庭对其进行罢免审判(18)。我国目前并无法官身份保障制度，因而也就没有法官弹劾制度。但法院院长可以依法提请同级人大对违法乱纪的法官予以罢免，且罢免程序相对简单。此外，全国人大通过审议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而对法官进行的整体监督，以及检察机关运用其侦诉权对法官进行的监督，均可划入程序外监督之列。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人大个案监督，因其既无法律依据又涉及具体个案，似乎既不在程序外监督之列，亦排除于程序内监督之外，可归为另类。
三、我国司法独立的现状与检察监督的困境
有学者指出，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当前我国所谓的司法独立，因受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制约，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司法独立。其特殊性表现在：第一，系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第二，系技术独立而非政治独立；第三，系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司法独立还受到其他几个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的程度非常有限。一是司法体制造成的障碍，二是经济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三是法官资质与身份保 障不够(19)。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当前司法独立的现状均有所论及(20)，其看法并无二致。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使得本应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后权力的司法裁判权，在我国却无法确立其作为最后权力的独立地位。尽管裁判结果最终都是由法院作出的，但在无数的具体个案中不知有多少来自司法裁判权以外的其他权力渗透其中，竞相作用。而这就是为什么自我国社会开始转型以来司法腐败日趋猖獗和出现大面积司法不公现象的真正原因。因为这种样式特殊、似是而非的司法独立，一方面为地方保护主义、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以及某些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了法官擅权、专横腐败、逃避或拒绝监督的挡箭牌和掩护体。另一方面也使得针对独立司法而设计的程序内监督制度无法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各式各样不断出台却又大多与司法独立原则相背离的程序外监督措施则更是近乎失灵，以致于我们对独立司法所进行的程序内和程序外监督，呈现了“船横河中央，两头不到岸”的尴尬现象(21)。
也正是由于我国当前这种样式特殊、似是而非的司法独立,再加上现行检察监督制度（主要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因立法的缺陷和不足而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22)，致使检法两家在许多具体的实务操作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甚至还出现了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可以用左一个解释右一个批复对来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加以“抗衡”或“抵制”的现象(23)，使得检察机关为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及法制统一而对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检察监督，非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日趋猖獗的势头和消除大面积司法不公的现象，反而成为了干预独立司法或损害司法独立的口实和例证。一些人还以此为由提出了要削弱甚至废除检察监督的主张(24)。
四、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对立统一
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最能代表检察监督力度和效果的再审抗诉来说明。 我们知道，司法公正的实现，要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但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独立司法又必需以完善、有效的监督为要件。而我们对独立司法的监督，则又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在诉讼程序内，当事人作为司法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是诉讼程序的启动者或应诉者，与裁判结果有着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虽然他可以通过申请回避、提出异议、申请复议、举证、质证、陈述、辩论（护），以及提起上诉或再审之诉等诉讼权利来对独立的司法裁判权力加以制约与监督，并施加一定的影响。但对于最终的裁判结果，却无法加以左右或改变，只能通过司法机关内部监督主体的审级监督来纠正。一般情况下，一件具体个案经二审或三审终结，当事人多已服判息诉。若当事人认为已经终审生效的司法裁判仍然存在错误，则他还可以通过提起再审之诉来获得司法救济。然而，一但当事人提起的再审之诉被法院以形式要件欠缺为由而予以驳回时(25)，则极有可能是旧的司法不公（即原裁判错误）尚未纠正，新的司法不公（即未获司法救济）又已产生。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已用至极限,根本就无法再对独立的司法裁判权力形成制约与监督。此时，若无外力的介入,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则具体个案中的司法公正就难以得到普遍的实现,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亦将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检察机关根据已无法直接从司法机关获得司法救济的当事人的申诉(26),对实际上具备再审形式要件的司法裁判(27)，运用其抗诉权（力）来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这既是法律为每一具体个案中的司法公正所设立的另一重“保险”(28)，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权力制衡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的直接体现。不言而喻，这正是国家为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防止司法独立走向极端化或绝对化所必然带来的司法擅权和专横腐败，而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根本原因和根本目的之所在。同时,国家为避免因检察监督权力过于强大而给独立司法造成不当干预，损害司法独立，对检察监督的力度也有所限制。即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强制力仅能达于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限度而已,对于司法裁判的最终结果依然无法加以左右或改变，仍属独立司法的权限范围之内。否则，又将陷入“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永恒的怪圈而难以自拔。不仅如此，司法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经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可以依法改判或维持原判。显然，检察机关在对人民法院进行制约与监督的同时，其抗诉行为亦即其监督行为本身也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受到司法机关的逆向制约与监督。尽管检察机关在尽力回避这种所谓的监督者最终反受被监督者监督的尴尬与无奈，然这同样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权力制衡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的直接体现。因此，那种否定检察监督的观点，即认为检察监督干预独立司法或损害司法独立的观点，以及以此为由主张削弱甚至废除检察监督的观点，可以说是既无事实根据，又有违法理。
事实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设立的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主体，其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在诉讼程序当中则恰好是一个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矛盾体。公正，不仅是司法裁判的生命之所在，而且同样也是检察监督的生命之所系。对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维护，司法机关是通过司法裁判来直接加以实现，而检察机关则是通过检察监督来间接加以完成。两家的职能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一致，大有殊途同归之旨趣。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权的行使对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检察监督，在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同时,也促使司法机关为司法公正的普遍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理性化程度；而其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29)，有利于保障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司法机关通过其具有独立性和终结性的司法裁判权对检察机关所进行的逆向制约与监督，同样是在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同时，也促使检察机关为正确地履行其检察监督职能而不断地提高其理性化程度；而其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30），有利于保障司法机关司法裁判的独立运作与普遍公正。可以说，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这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唯物辩证关系，从法理上决定了即使是将来司法独立在我国得以真正确立和实现之时，检察监督也只能保留而不能废除,只能强化而不能削弱(31)。
尽管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唯物辩证关系，司法独立需要检察监督，检察监督也离不开司法独立。但是，司法独立目前在我国并未真正得以确立，而我们目前的检察监督无论是监督的范围、监督的内容、监督的方式以及监督的力度等方面，也均不能适应实务操作的需要。因此，在我国的司法独立得以逐步确立的同时，对我国的检察监督制度也应逐步地加以改革与完善。唯有如此，检察监督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在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过程当中真正发挥其对独立司法应有的制约与监督作用，从而确立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和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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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隆安县人民检察院。
（1）由于检察机关所具有的部分司法职能与审判机关的司法裁判职能有着质的区别，因而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与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也有着质的区别。故本文中的司法机关仅指审（裁）判机关即法院一家，司法独立即为审（裁）判 独立。
（2）参见龙宗智、李常清：《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法学》1998年第12期。
（3）参见黄松有：《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法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4）参见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法学研究》2000年第五期。
（5）参见前引（4），陈瑞华文。
（6）参见前引（4），陈瑞华文。
　　（7）参见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
（8）参见前引（4），陈瑞华文。
（9）参见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该文从政治的维度、司法的维度、司法自身维权的需要以及我国司法现状等四个方面，对司法独立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10）引自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该文指出，司法独立的制度和原则本身就是司法理性即法院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时它的成立又基于这样一项基本的逻辑预设，即理性的法院，亦即理性的法官。它意味着在独立的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具有可以被社会信赖的人格和学识能力，而且处于合理的法院结构中，以及法官的行为受到公正程序的引导与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司法的自治，即法官的自主精神，就可以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官的良知与理性，从而获得司法的公正。
（11）参见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
（12）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并经由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纳入宪法总纲第5条，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宪法原则。由于法治的首重在于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上中共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因此，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权力制衡原则已有了充分的认识与肯定。
（13）“监督”与“制约”并非同一个概念。对权力的监督，必通过权力或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来实现。监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直接与间接之别。只有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才是真正或狭义的和直接的监督。而下位权力对上位权力的制约、地位平等的权力间的制约，以及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则是广义的和间接的监督。总之，监督通过制约来实现，而制约则隐含于监督之中。以后若无必要，本文对制约与监督这两个概念不再并列使用。
（14）参见贺日开：《论对权威司法的监督》，《法学》1999年第11期。
（15）在刑事诉讼中，各国的检察机关都是作为公诉人而直接置身其中。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或从当事人直接置身其中。不过我国的检察机关目前尚无此项职能。而负有对司法裁判进行事后监督职能的，则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几个国家的检察机关。
（16）参见前引（14），贺日开文。
（17）从启动再审程序的角度来说，在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由于其检察机关负有对司法裁判进行事后监督的职能，其抗诉权的行使必然引发再审程序的启动，而当事人提起的再审之诉却有被法院驳回的可能，故以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为最强，当事人居其次。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较当事人少，甚至连上诉权也没有，故其监督力度再其次。旁听公民实际上并无任何诉讼权利，其参加旁听的权利只是宪法权利，故以其为最弱。在检察机关没有事后监督职能的情况下，则以当事人的监督力度为最强，其他诉讼参与人居其次，旁听公民仍最弱。
（18）参见前引（14），贺日开文。该文列举了法官违反职责的三类行为。一是违反职务上义务的行为。如泄露因职务而获悉的秘密，特别是合议庭合议的秘密；参与政治活动；担任有报酬的其他职务；从事商业及其他赢利性活动等。二是职务懈怠行为。包括无故延迟审理和判决；丢失有责任保管的材料；对当事人采取不公平的态度等等。三是损害法官威信的行为。如法官与当事人单方接触；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出入不健康的娱乐场所等。法官的这些违反职责的行为，直接影响到裁判的公正，必须给以惩戒。
（19）参见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不过，笔者对该文中认为检察监督对司法独立构成障碍的观点不敢苟同。
（20）参见前引（14），贺日开文。贺卫方：《司法改革中的上下级法院关系》，《法学》1998年第9期。沈德咏：《司法体制改革略论》，《法学》1996年第8期。叶青：《依法治国与司法公正》，《法学》2000年第2期。戚渊：《司法如何公正》，《法学》1999年第12期。
（21）事实上，尽管我国的程序内监督制度还存在相当的缺陷与不足，但它基本上是针对独立司法而设计的。在司法独立的条件下，它已基本上可以满足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而我国各式各样不断出台的程序外监督措施，却又大多与司法独立原则相背离，而且对程序内监督制度已形成喧宾夺主之势。有些程序外监督措施在操作中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使得结果与目的背道而驰。前引（15）贺日开文，对此曾有精辟的剖析。
（22）参见扬立新：《论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23）参见前引（3），黄松有文。赵纲：《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法学研究》199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