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法学大纲/于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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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损害救济

彭 泽


目 录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分析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
（二）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
二、见义勇为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一）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的联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二）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的联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三）见义勇为与紧急避险的联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三、因见义勇为而致损害的一般救济途径和救济方法
（一）申请确认见义勇为行为
（二）申请政府相关部门给予医疗救助、生活补助或给予抚恤
（三）申请法律咨询或者申请法律援助
（四）与致害人协商赔偿或者与受益人协商要求其给予补偿
四、因见义勇为而致损害的特殊救济方法
（一）提起行政诉讼，提请人民法院判令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致害人要求赔偿
（三）提起民事诉讼，向致害人或者受益人要求赔偿或者给予补偿
注 释
参考文献
附 录

摘　　要
“英雄流血又流泪”、“光荣一阵子、痛苦一辈子”事件的一再重演，导致了见义勇为近几年来频频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社会问题，要求对其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呼声不断。见义勇为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对其认定和损害救济虽然存在空白，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已对其认定和损害救济作出了规定。因此，见义勇为，并非无法可依，因见义勇为而遭受的损害，也并非无法得到救济。本文对见义勇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及其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比较阐述，对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方法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见义勇为 一般救济 特殊救济

前　　言
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正直而勇敢，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匡扶正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古至今，仿效者不断，其义举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赞誉。见义勇为虽然属道德范畴，但我国古代的法律却曾有过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保护和奖励的规定，也有对见义不为、见危不救者进行惩罚的规定。①时至今日，随着历史的变迁，政权的更迭，人类文明的进步，我国已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社会矛盾，违法犯罪仍然存在，仍然需要见义勇为勇士们“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见义勇为从未也不会在历史上出现断层。但近几年来，人们在对见义勇为勇士舍己为人、奋不顾身、勇斗歹徒或者毅然与自然灾害及其它危险作斗争，以保卫国家、集体以及他人生命、财产的英勇事迹进行赞誉的同时，有时又往往对英雄事后流血又流泪的悲凉情形而深感惋惜、无奈和迷惘。如何对见义勇为勇士的行为进行确认，对其损害进行救济，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本文试图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入手，对如何确定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对见义勇为而导致的损害如何进行救济等问题进行一粗浅分析，希望本文能对有志见义勇为或已经见义勇为但被见义勇为所困的勇士们提供有益帮助。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分析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
什么是见义勇为？我国现行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对其并未作出规定。追溯其词源，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其意思是说：明知不是自己的祖先还要祭祀，那是献媚求福。见到可以伸张正义的事情而不做，那是没有勇气。②《宋史•欧阳修传》中完整出现见义勇为一词：“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在三，气自若也。”《汉语成语词典》将见义勇为解释如下：“看到合乎正义（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③）事就勇敢地去做。用法：形容有正义感，能挺身而出。又作见义敢为。”④《成语大词典》对见义勇为的解释最为详细：“看见正义的事情就奋勇地去做。同义词：急公好义、舍己为人、舍己救人。反义词：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冷眼旁观、坐视不救。辨析：“见义勇为”和“急公好义”都含有做合乎正义的事情的意思，但“见义勇为”偏重于“勇为”，强调奋勇去做；“急公好义”偏重于“急切”，强调热心公益。”⑤另据笔者查阅，在我国最新出版的《法律词典》、《中华法学大词典》和《牛津法律大辞典》中，都没有对见义勇为的解释。由此可见，见义勇为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目前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另外，我国目前的法学教科书中对见义勇为也没有研究和探讨，所以，法学理论界对见义勇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来对其进行界定。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在我国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颁布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进行了立法保护⑥。但纵观其对见义勇为概念的界定，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有的规定过于狭窄⑦，有的规定有失偏颇⑧，综合各地之规定，笔者认为见义勇为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面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所实施的救助行为。
综合全国各地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的规定，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将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行为人实施的下列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１.同正在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行为，或者主动抓获、扭送或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司法机关抓获在逃或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协助公安机关或其他侦查机关侦破重大案件的行为；2.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时积极实施救助，保护国家、集体财产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
（二）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
分析见义勇为的概念，其包括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第一、主体要件：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自然人。根据这一要件，以下行为不能被确定为见义勇为：1.负有法定职责的人所实施的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或救助行为。例如：着便衣的人民警察在下班途中冒险抓获持枪抢劫犯的行为；消防员在发生火灾时冒险救人和灭火的行为等。2.负有约定义务的人所实施的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或救助行为。例如：宾馆所聘用的保安有保护宾馆内旅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其履行义务的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3.因先行行为引起或产生义务的人所实施的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或救助行为。例如：邻居甲带自己的儿子和邻居乙的儿子丙（未成年人）外出游泳，丙溺水时，甲有进行救助的义务，其对丙进行的救助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对于主体的限制只限于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而对于其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是有政治权利的人还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乃至正在被羁押或是刑满释放的人等，大多数地方都没有进行限制，都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
第二、主观要件：见义勇为的行为人在实施救助时，其主观方面应具有正义性目的。见义勇为重在见“义”而“勇为”，它要求行为人实施见义勇为的出发点必须是正义的，其目的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利益的，按《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来说，应当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
第三、客体要件：见义勇为所保护或救助的客体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为本人利益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只能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意外事故或者不 可抗力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规范和调整。
第四、客观要件，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行为人实施保护和救助行为时其所要保护和救助的对象在客观上正在或将要遭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遭遇危险或面临危险；其二、行为人实施见义勇为时必然面临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其三、行为人主动挺身而出，具体实施了保护行为或者救助行为。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见义勇为，要看是否符合以上四个要件，只有完全符合以上四个要件，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从而适用见义勇为规范来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保护、救济和奖励。


二、见义勇为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一）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的联系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主动为他人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的行为。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是：1.管理人对他人事务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没有法律规定的或合同约定的义务；2.管理人主观上须有自愿为他人利益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的意思；3.管理人在客观上实施了管理或服务的行为。
　　【内容提要】公诉方式的设计一直是刑诉法理论上和立法上的难题,而公诉方式又涉及刑事诉讼模式的整体运行。受刑事诉讼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分别采取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两种诉讼模式,其公诉方式也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前者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按此方式,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只能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表明控诉一方的诉讼主张,而不得同时移送有可能使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的其他文书和控诉证据,也不得在起诉书中引用这些文书和证据的内容;后者采取全案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即公诉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时,不仅要提供起诉书,还要移送所有的卷宗材料。[1]

　　【关键词】 新刑诉法 公诉方式 复印件主义 卷宗移送主义

　　有关检察机关刑事公诉方式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卷宗移送主义”到刑诉法修改后的“复印件主义”,再到当前不少学者所倡导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无不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如今。新刑诉法的出台,又再一次确认“卷宗移送主义”的公诉案件移送方式,难道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刑事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探讨刑事案件的公诉方式的取舍。

　　一、我国现行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复印件主义”[2]

　　所谓复印件主义,即指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人民检察院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不仅要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且要向法院移送有关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公诉方式。这一公诉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摒弃了过去全案卷宗移送的做法,兼取了“卷宗移送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内涵,既能够防止法官在庭审前形成主观预断,又能够实现公正裁判。然而多年的实践却证明,“复印件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1、有罪推定思想指引下,公安、检察机关、法院的相互配合机制,使得办案中犯罪嫌疑人客观被“被告化”

　　实践中,不少侦查人员只收集定案的有罪证据,认为反正还有法院最后把关,图省事,怕麻烦,并且材料比较粗,在移送起诉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对该做的工作不做,如核实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辩解或查证不同证据间的矛盾等工作。而案件一旦移送到法院,法院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会依职权主动收集相关证据。因此,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基于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模式,共同将被告人绳之以法,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2、严格意义上的“庭前程序”的缺失,加剧了法官的庭前预断失误,不利于案件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赋予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有程序审查权,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116条规定这一程序性审查工作由人民法院指定审判员进行。但是,由于全国法院实行的“大立案”改革机制,刑事审判庭无权决定刑事公诉案件的立案工作,只能无条件接受立案庭移交过来的案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立案庭只是“对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立案登记”。所谓立案登记,只是过过手而已,不管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不管是否符合开庭审判的条件,均要移交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根本不存在什么程序性审查,以至于对明显不符合开庭审判的案件,如不属于本院管辖、缺少刑诉法第150条规定的移送材料等,也立案受理。因而,复印件主义,使得审理法官无法准确判断案件的主要证据,得不到充分、全面的庭前案件信息,加大做出错误的庭前预断的风险,更加不利于案件审判和纠正法官错误。

　　3、律师辩护权利被不断弱化,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法庭庭审流于形式

　　诉讼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法庭庭审不可能真正达到法官中立,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程序正义。公诉机关在仅移送主要证据给法院前,刑事律师仅可以审阅相关的技术性材料和相关鉴定文书,及使在审判环节,他们只能查阅主要证据,刑事律师也无法掌握全部案件信息。姑且不说主要证据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要证据,即使是,也是对被告人不利的定罪证据。基于“六部委”出台对主要证据的认定标准后,主要证据解释权也归检察机关所有。同时,辩护律师也几乎不敢提取同侦查机关相反的证据来提交法庭,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的调查权受限制,另外一方面,担心侦查机关报复,以“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使自己深陷囵狱。所谓“辩护有风险,取证需谨慎。”因而,律师在庭上的辩护意见仅停留在对侦查机关已查证的证据类别和内容上,涉及到罪轻的证据提交也停留在被告人的现实表现情况等无关痛痒的证据材料收集上,而丧失其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法律的悲哀。

　　4、不利于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成本

　　鉴于基层办案压力较大,对于“复印件主义”,则要求检察官提交主要证据,等待法庭的审判,并且对于经第一次开庭后,对于控辩双方来讲,都存在对法官审判突袭的可能性。律师全面听取控方所指控的犯罪证据后,提出申请重新鉴定、或要求控方查证的要求,控方也基于此可能提出调取新的证据的请求,不利于及时总结案件争议焦点,诉讼效率不高。针对普通刑事案件,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做法,不但会产生大量的复印费用,而且这种做法也收不到实际效果。实践中,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干脆变通处理:即在起诉书中写明移送复印件,同时移送案件时全案移送。由于检察机关或法院的现有办案考评机制,导致正常的办案程序所带来的风险被放大化,办案单位怕影响到相关职务升迁以及全体办案人员的绩效奖金发放,法院往往是先定后审,或者审了不定,待全部阅卷后再确定,达不到庭审应有的效果。因此,移送证据复印件意义不大,不以利诉讼的展开。

　　二、在职权主义的刑诉模式下探讨回归“全案移送模式”的可行性和必然性

　　站在实证分析的角度,我们要清楚我国现有刑诉模式为“职权主义”主导下的“类当事人主义”。法官在审判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基于庭前审查程序的缺失,所导致的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公诉方和辩护方、被告方仅具形式上的平等,而无实质意义的对立。法官在现有情况下,仍然进行实体审查,无法排除预断。因此,单纯的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公诉方式,不仅不会增强庭审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反而加大了“突袭审判”的危险,容易造成对抗的随意性和发散性,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做出正确判决。同时由于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对案件基本事实和具体证据的了解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势必导致庭审过程拖沓,若将所有问题(特别是起诉的形式要件)都放到开庭后解决,难免造成诉讼的不必要拖延。[3]在分析了“复印件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存在的缺陷后,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对抗制诉讼改革的基本精神前提下,重新构建“卷宗移送主义”这一传统公诉方式,是我国现阶段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这符合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即追求客观真实,保障实体公正

　　我国现有的追求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理念——惩治犯罪,实体优先。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决定了法官在庭前必须掌握相当的案件信息。而复印件主义远远不能满足法官内心对案件真相的把握,即使不全案移送,他们也往往通过其他途径来掌握案件的相关信息,比如事先与办案单位沟通,就疑难问题询问相关承办人,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而全案移送则解决了法官的这种尴尬境地。从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作用看,卷宗移送主义更符合认识规律。人们对客观事物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事物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获取该事物的信息的增加,以及思维的演绎而发展变化。法官对案件的庭前认识,经过庭审过程,兼听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完全有修正错误认识的时间基础和信息基础。如果在公诉方提交案件卷宗和证据后,开庭审理前,同样允许被控方提交辩护证据材料,不仅有助于扩大法官的认识基础,而且有利于提升程序公正性,为证据的采信和裁判的形成提供充分的说明理由。因此,卷宗移送主义有利于保障实体公正。

　　其次,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增强对抗性,保障法官引导审判

　　我国现有模式引入当事人对抗主义诉讼模式,但缺乏庭前交换程序,为体现程序公正,削弱法官预断的影响力,从目前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能力、手段等各方面来看,控方在提起公诉时全案卷宗移送有利于辩方及时掌握全案证据,增强辩护的针对性。同时,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点的集中也有利于形成控、辩、审三方认识的基本一致,从而纠正法官预断的偏差,进一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而全案移送,有利于法官实现探明诉讼焦点,依职权合理引导庭审,控制控辩双方交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第三,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在当前实行“复印件主义”公诉方式的背景下,以全案卷宗移送为手段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会很大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卷宗移送方式下控、辩、审三方均对案件事实达成了一个大体相当的“基本共识”,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如果在普通程序案件中实行全案卷宗移送,虽然不能消除三方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但能够在建立事实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同样能够大幅度提升庭审效率,进而提高目前普通程序案件的当庭宣判率,这与推行试行庭前证据展示的基本目的也是一致的,是适应当前刑事诉讼效益原则要求的。

　　第四,传统“卷宗移送主义”的基本缺陷能够得到克服

　　1996年刑诉法之前适用“卷宗移送主义”,往往会出现先定后审的情况,是因为1979年刑诉法108条有一个规定,法官在开庭之前要全面审理案卷材料,要根据审查之后得出三种情况的结论,有罪的开庭审判,通知被告人可以申请律师,事实不清的、证据不足退回检察机关侦查。依法不构成犯罪,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是第三种,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这是108条惹的祸,不是移送材料惹的祸。由于目前的庭审方式已不再是过去的法官纠问式,而是吸收了大量的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对抗内容。“法庭上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以及对书证、物证的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审判人员在法庭上的发问以及庭外调查仅具有补充性。因此,预断对庭审的影响大为削弱。所有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都必须经过庭审调查。控辩双方举证和质辩,法官居中听审。听审中的信息输入不可能不对法官的错误预断产生影响。”[4] 同时,当前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和审判监督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制约了传统卷宗移送做法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作用的发挥。

　　第五,“卷宗移送主义”模式这也是新刑诉法的程序要求,是新刑诉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刑诉法着重强化证据意识,增强庭审对抗。基于对抗的增强,新刑诉法不但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证据收集以及证明要求,这些规定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全案移送主义”的内涵。在全案移送模式下,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但要收集有罪的证据,而且要全面、客观收集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无罪的证据,通过细化的证据类别和严格证明标准的适用,从而为庭审对抗打下良好基础。这要求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至移送法院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庭前准备,积极收集证据,严格起诉证据,同时也是对法官审判的一种制约。因而,“卷宗移送主义”模式是适应新刑诉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