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执行《关于禁止非法拼（组）装汽车、摩托车的通告》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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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
1998年9月24日，民政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规范福利彩票的发行与销售活动，保护公民参与福利彩票活动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福利彩票是指：为筹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资金发行的，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凭证。
第三条 福利彩票的发行、销售及有关活动，须遵循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
第四条 福利彩票不记名，不挂失，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息，不能流通使用。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是全国福利彩票的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规定，负责福利彩票市场的统一管理工作。
民政部授权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具体承担福利彩票的统一发行、统一印制、统一编制并实施发行和销售额度计划、制订技术规则、管理制度等工作。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县人民政府民政厅、局是本行政区域福利彩票的管理机构，负责本地区福利彩票销售额度申报和销售管理工作。省、地、县民政厅、局设立的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为本地区福利彩票的唯一销售管理机构，具体承担本地区福利彩票的统一销售管理工作。
省级管理机构名称统一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省级彩票中心）。

第三章 发行管理
第七条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为全国福利彩票的唯一发行机构，负责全国福利彩票发行计划的编制、申报和实施等工作。
第八条 福利彩票类型分为：即开型、传统型，即开与传统结合型以及根据发展需要经国家彩票主管机关批准的其它类型彩票。
第九条 采用计算机销售福利彩票的，其销售管理软件须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统一控制和管理，并使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指定的版本。

第四章 额度管理
第十条 拟销售福利彩票的地区，由其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民政厅（局）统一提出销售额度申请，报民政部审核批准。
有关福利彩票额度的审核批准文件，须抄送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及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备案。
申请福利彩票销售额度须提交以下文件：
（一）本地区销售额度申请；
（二）销售方案。
第十一条 核准的福利彩票销售额度，限于本地区使用，不得转让，严禁超额度销售。
各地区取得的福利彩票销售额度，未按销售方案完成销售任务的，民政部将予以核减。

第五章 印制管理
第十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为福利彩票的唯一印制机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印制。
福利彩票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彩票印刷厂统一印制。
第十三条 福利彩票的印制版式、票面图案、规格、制作形式、包装参数等技术工艺指标，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统一确定。
第十四条 因生产工艺误差，出现兑奖区域覆盖层撕（刮）不开或兑奖符号空白、残缺、裸露、错误等问题的福利彩票，均为报废彩票，销售机构须当场收回，并退还其购票款或予以更换同一品种、同等金额的彩票。
报废的福利彩票由省级彩票中心汇总登记后，统一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核销。
彩票销售单位如发现销售的彩票有重大印制错误，应向群众讲明情况，并立即停止销售，错票不得作为兑奖依据，由省级彩票中心进行善后处理，并将情况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第六章 销售管理
第十五条 福利彩票必须直接上市销售，坚持自愿购买的原则，严禁摊派或变相摊派。
第十六条 福利彩票必须按照票面标定的面值销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其面值销售。
第十七条 福利彩票必须按照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制定的规则及福利彩票销售合同确定的技术参数销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规则和技术参数销售。
第十八条 经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民政厅（局）审查批准，具有法人资格、资信良好、有销售场地和设施以及可行的销售方案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省级彩票中心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下，可以在该地区范围内承担福利彩票的代销业务，但不得采取承包买断的形式。
福利彩票的销售实行销售许可证制，有关规定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从事福利彩票发行、销售以及参与彩票规则设计和生产的人员，必须保守相关秘密，且不得直接或间接购买福利彩票。
第二十条 福利彩票的开奖活动必须公开进行，并有公证人员现场公证。即开型福利彩票的中奖办法须在销售前经公证人员公证。

第七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福利彩票的销售总额为福利彩票资金，由奖金、发行成本费和社会福利资金三部分组成，其中：奖金的比例不得低于50％，发行成本费用的比例不得高于20％，社会福利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30％。
第二十二条 奖金是向取得中奖资格的福利彩票购买者支付的奖励金。
奖金的等级及金额由省级彩票中心自行设置。但即开型彩票最高奖金额不得超过50万元；电脑销售传统型彩票累积最高奖单注不得超过500万元。在销售现场，须公布中奖办法，包括：中奖说明、奖级划分、中奖名额、奖金数额、兑付形式、兑奖地点、兑奖期限和公告媒介等内容。
奖金应以人民币现金形式兑付，不得以其它有价证券或抵押凭证充抵。需以实物形式兑付的，该实物必须是家庭实用、质量良好、市场畅销的名优产品，且其公布价值必须低于当地市场批零售价中间价；凡以批发价购买的实物，由此产生的实际差价额必须计入奖金，全部用于奖励中奖者。
中奖者可以选择中奖奖金的兑付形式。
中奖者须持有效的中奖福利彩票，在中奖办法规定的期限内，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兑奖手续。福利彩票销售单位在兑付奖金（奖品）时，有权对用于兑奖的福利彩票进行核实，如果发生疑问，可以暂缓兑付，并向省级彩票中心申请查询和验证；省级彩票中心受理后，应在72小时内（公休日顺延）决定是否予以兑付，中奖者须予以合作。在兑付1000元（含）以上的奖金（奖品），中奖者须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明并予以登记。
逾期未兑奖者视为自动弃奖，不再予以兑付。凡在销售中不设奖池的，弃奖奖金或奖品变价处理的资金，须纳入社会福利资金；凡在销售中设奖池的，弃奖奖金归入奖池，滚动使用。彩票销售机构应在兑奖期限届满后十日内，将当期福利彩票的中奖及兑付情况在当地报刊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 发行成本费用是用于福利彩票印制、发行、运输、销售以及相关的设施和设备的购置、租赁、维护等项目的支出。其中：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福利彩票印制和发行费用为5％，其余为省及省以下各级的管理和销售费用。
第二十四条 社会福利资金用于资助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革命伤残军人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帮助有特殊困难的人，支持社区服务、福利企业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社会福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按照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共同颁布的《社会福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执行。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或挪用，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其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公众监督。

第八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福利彩票管理机构的财务管理，按照财政部审定的《福利彩票发行机构财务管理制度》和《福利彩票发行机构会计核算制度》执行。
第二十六条 每个会计年度终止后四十日内，省级彩票中心须将上一年度的销售情况和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报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银行分行审核备案，并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指定的报刊上公布。
省级彩票中心应在每月十五日和每季度下一个月的十五日前，将上月和上一季度的销售及社会福利资金使用情况报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第二十七条 省级彩票中心须将兑付1000元（含）以上奖金（奖品）的福利彩票存根保存二年以上。

第九章 审计管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福利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接受审计署驻民政部审计局和同级审计机关对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及有关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民政部门的审计机构对福利彩票的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

第十章 储运管理
第二十九条 福利彩票须专车运输，专人押运。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负责将各省级彩票中心发行的福利彩票运送到省会城市。
第三十条 福利彩票须储存在安全设施良好的场所，设专人管理，并建立严格的出入库管理制度。

第十一章 罚 则
第三十一条 凡违反本办法，擅自发行福利彩票的，民政部有权勒令其停止发行，没收非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取消该地区一至三年的福利彩票销售资格；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会同有关部门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十七、十八条规定的，民政部有权勒令其停止销售，并视其情节轻重，吊销其销售额度，取消该地区半年至一年的福利彩票销售资格。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泄露福利彩票秘密的，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因福利彩票销售管理机构管理不善，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吊销该地区当年的福利彩票销售额度，并可取消该地区一至三年的福利彩票销售资格。对主要责任人追究管理责任；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伪造福利彩票诈骗奖金（奖品），情节轻微的，可责令其检讨，并通知本人所在单位；情节严重或数额较大的，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凡在我国境内从事福利彩票有关活动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民政厅（局）应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福利彩票销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并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审核备案。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运用及对策研究

倪学伟 王玫黎

一、导言
国际惯例是指各国在长期交往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默示行为规则。在国际法性质的领域、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海商法、海关法等中，都有大量的国际惯例存在。在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方面，国际惯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成为国家之间交往，特别是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法律规范。
一般来说，国际惯例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1、多数国家承认和接受，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2、各国在重复类似行为的实践时，认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自觉予以遵守；
3、具有不成文性，或仅仅是国际民间组织整理成文、未经过政府签订条约予以认可；
4、历史上，国际惯例从产生、形成到大多数国家予以认可，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惯例产生、形成的时间大为缩短。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国际惯例进行不同的分类。在我国的涉外经济领域中，最具有意义的分类方法是根据拘束力的大小，将国际惯例分为强制性国际惯例和任意性国际惯例两类。强制性的国际惯例是任何国家和当事人都必须遵守的惯例。任意性的国际惯例是指只有当事人在其法律关系中选择适用时才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惯例。在涉外经济领域中，这种任意性的国际惯例最为普遍，也最具有研讨价值。本文就是从这种任意性的国际惯例入手来研究我国涉外经济领域中国际惯例的适用及对策的。

二、国际惯例在我目涉外经济中的运用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企业参与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在涉外经济往来中，另一方主体一般都是外国企业、公司或个人，即主体具有涉外性，随之形成了涉外经济关系或涉外民事关系。对外交往关系中所建立的涉外法律关系，在运用法律的选择上，国内法往往由于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制度、立法技巧等等的差异而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最佳的方案就是采用国际上的习惯做法以统一双方的行为。在各国实践中，国际惯例也的确贯穿于整个国际经济贸易领域，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国对外开放十多年来，在涉外经济领域中逐步地参照和采用了国际惯例，使涉外经济活动在日益法制化的同时，也日益与国际习惯做法“合轨”，从而使涉外经济活动逐渐国际化。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具体适用有：
（一）我国采用了国际商会整理形成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华沙牛津规则》，尤其对CIF、FOB、C&F三种价格条件采用较多。价格条件的采用为我国对外贸易谈判价格、运费、保险费的负担和运输风险的分担设定了基本框架，简化了谈判内容，加速了对外贸易进程。这在我国短时间内无法大规模迅速提高外贸人员业务素质的条件下，广泛地、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是很有帮助的。
（二）在对外运输，特别是在远洋运输中，尽管我国至今未参加1924年的《海牙规则》以及1968年的《维斯比修正案》和1978年的《汉堡规则》，但在长期具体实践中，我国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实行了承运人驾驶船舶过失免责和管理船舶过失免责的制度，但对管货过失、火灾等不得免责，确保了远洋运输中船、货方的利益，发展壮大了远洋船队，也保证了对外贸易运输的安全和高效。
（三）在对外贸易结算与支付方面，我国采用了国际商会制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该惯例经过多次修订，现行的是1983年的修订本，国际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办理跟单信用证业务时都采用此惯例。我国银行采用此惯例办理跟单信用证业务，与世界各国银行做法吻合一致，为国内的对外贸易单位提供了最迅捷、方便的结算与支付服务。
（四）在税收方面，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企业以最大的优惠。比如，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除属于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重金属等资源开采项目的以外，其他经营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对外资的优惠，充分体现了国际上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从轻的习惯做法。
（五）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优化海关环境，实行普通关税税率和最低关税税率，建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深圳福田，沙头角保税区等，为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三来一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提供简捷的通关规程和优惠的关税政策。
（六）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我国大规模运用国际惯例发展涉外经济的试验地和集中地。在深圳、珠诲、汕头、厦门、 海南经济特区内，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在宽松的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海关等环境下，三资企业，外贸公司等可以大范围地采用国际惯例，与国际通行做法合二为一，成为学习，消化和运用国际惯例的“窗口”。事实证明在我国涉外经济实践中，国际惯例的运用、发展和普及是开始于经济特区，进而在经济开发区、沿海沿边地区，以及内地得到应用，并日益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以各国发展对外经济的实践来看，在一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设立“自由关税区”、“自由贸易区”，“自由加工区”等，也是一种习惯作法。我国的经济特区就类似于这种习惯做法。因此，从宏观上讲，我国设立经济特区本身就是对国际惯例的具体运用。

三、我国涉外经济中国际惯例的运用及对策研究
我国运用国际惯例于涉外经济实践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国际最通行做法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有碍于涉外经济国际化。我们经过初步研究，认为在我国涉外经济领域运用国际惯例时，应着重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从目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成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宏观上调控社会经济，在基本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功能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外经济以国内经济的强大为依托，又反过来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完全凭借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生产发展和经营成效取决于是否按价值规律办事。国际惯例、习惯做法是国际大市场经济的产物。我国经济全面市场化以后，自然地就为涉外经济领域乃至国内经济领域运用国际惯例创造了相适宜的环境，避免了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外在化手段推行国际惯例。市场化的经济本身就与国际惯例存在一种“亲合力”，市场化经济本身就要求适用国际惯例。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市场化是我国涉外经济领域适用国际惯例最根本的一个对策。
(二)修改、变通不合国际常规的做法，为我国尽早恢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创造条件。《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是战后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基本法规，其内容包括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等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实行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对进口货物在国内税收和国内商业规章方面实行国民待遇等等。目的是推行和保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由于我国过去长期闭关锁国，与国际社会少有经贸往来，即使有少量经贸往来，也是在僵化的旧体制下进行，与国际通行做法格格不入。关贸总协定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中极其重要，我国恢复其缔约国地位，对促进我国涉外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充分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修改、变通不合国际常规的做法，就要求以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为标准，对旧的经济体制，外贸模式，税收制度等进行彻底改革。比如，我国海关从1992年1月1日起，在征税、统计方面采用了新的《海关进出口税则》，该税则就是以目前国际通行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制定的。目前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协调制度》编制进出口税则和进行进出口统计，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我国的贸易伙伴，同时，关贸总协定关税减让谈判也是以《协调制度》统计的数据作为谈判的基础。因此，我国海关的这一改革将为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扫除一个障碍。
(三)参照国际惯例，制定切实可行的涉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确保其贯彻执行。没有法制，就没有保障。立法工作是执法、司法和保护合法者的基础工作。在涉外经济领域，制定法律、法规与适用国际惯例并不是矛盾的，两者可以有机地结合并互相推进。当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交往时，如果它的法律规定与国际通常做法严重冲突，那是不可能进行正常和广泛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参照国际惯例制定涉外法律，将国际通行做法用国家法律的 形式确认并固定下来使之成文化，并保证其实施就成了进行正常国际往来的必然要求。我国对外开放以来，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贸企业法》 等等一系列的涉外法律，这些都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参照国际惯例而制定的，是国际惯例的成文化、法律化、具体化，执行这些法律规定，就是在我国涉外经济领域适用国际惯例。但是，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对外开放和改革的阶段性，我国已经制定的一些涉外法律在将国际惯例法律化时是有所保留和选择的，这是我国客观条件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和对外开放的深化，在制定涉外法律时应该更全面更完整地纳入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做法，这当然是以坚持国家主权和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为前提的。
(四)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整顿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按国际习惯做法管理涉外经济。投资环境包恬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方面。在软环境中，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显得尤为重要，政治稳定，市场经济发育完全，法律规定合理健全等，可以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内容。在硬环境中，我国特区和开发区基本具备“七通一平”的要求，但沿江、沿边地区和内地的硬环境远远不够理想。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行政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官僚主义倾向严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按国际惯例，我国可以采用“一站式服务”和“自动核可制”以提高工作效率。
(五)加强外贸知识，法律知识的教育，提高涉外经济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外贸人才储备匮乏，专业院校培养学生人数有限，不能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这就要求外贸单位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教育培养，使其熟知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掌握国际通行习惯做法，精通涉外业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涉外经济领域建立一种与正规教育相并行的规范化专业教育体系，培养、训练新型专业人才，追踪最新国际经贸习惯发展趋势，及时更新业务知识，与国际最新经贸实践保持同步，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掌握对外经济往来的主动权。

四、结束话
国际惯例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当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上升为国际条约时，又会产生新的国际惯例，并以此循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国际惯例作为国际条约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我国涉外经济中的适用将会越来越普遍。深入研究国际惯例的有关理论，并取其有益部分为我所用，必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特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更快，更早地融入世界经济展的潮流，实现强国富民的宏愿。


本文首次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成教院学报1994年第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王玫黎 西南政法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