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东营市公务员信用守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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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东营市公务员信用守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东营市公务员信用守则》的通知
(二OO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东政发〔2002〕2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现将《东营市公务员信用守则》印发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望认真贯彻落实。
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把实施《守则》作为“信用东营”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新闻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做到人人皆知。全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要自觉遵守《守则》，进一步增强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以良好的信用推动全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机关，做“人民信赖满意的政府”公务员，形成信用为本、操守为重、诚实做人的良好环境，树立“文明立市、诚信兴业”的崭新形象。
东营市公务员信用守则
一、诚信为本，操守为重。
二、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三、遵章守纪，令行禁止。
四、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五、办事公道，有诺必践。
六、勤政为民，廉洁奉公。
七、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八、求真务实，锐意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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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诱惑侦查*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国外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在我国的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则是一个新的领域。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从法律原则角度看，笔者认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两者必须加以区分。对于实践中的诱惑侦查，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将我国的诱惑侦查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
关键词 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 提供机会型 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破获此类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都以其不俗的表现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尽管诱惑侦查早已存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我国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深入的探讨更付阙如，有的学者对此心存误解，导致实践中混淆是非，以讹传讹。笔者不揣浅陋，拟以此文一抒己见，并求教于学界。
1、 诱惑侦查的概念、类型及其界线
（一）诱惑侦查的概念辨析
虽然诱惑侦查在各国的犯罪侦查活动中都早已有之，但“诱惑侦查”作为专业术语，对我国的法学界来说可能还有点陌生。严格考究，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而溯源于美国。从五十年代始，日本的法学研究杂志上就已频频出现有关“诱惑侦查”的论文，由于中日文的天然联系，中国最初的研究多转用了该词。但是美国早在三十年就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并形成了为诸多国家得以效仿的学说和判例。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我们所说的诱惑侦查即美国的“侦查陷阱”或“侦查圈套”（entrapment），实乃误解。因为entrapment在美国是指“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implant）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 美国司法部1981年《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Attorney General’s Guidelines on FBI Undercover Operations）的J项中亦认为entrapment乃“诱惑或鼓动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手段”，并应尽可能避免。显然，美国对“圈套”或“陷阱”是持否定态度的。笔者注意到在美国关于entrapment的文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词——“encouragement”，可以直译为“刺激侦查”，美国对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的，实际上这才是笔者所说的诱惑侦查。所以诱惑侦查与“侦查陷阱”并非同一概念，而是涵盖了后者的含义。
笔者认为，对于诱惑侦查的完整界定应当是：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需要说明的是，对“侦查”一词，因为存在各国的比较问题，有必要统一概念。按照狭义的理解，“侦查”在刑事诉讼中乃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探讨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显然失去了意义，因为根本没有“违法的侦查”一说。但在国外，侦查只是侦查机关的一种职能行为，既包括公开的调查活动，也包括秘密的调查手段（即侦察），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实际上，中国的侦查可归属于传统的侦查模式，没有阶段的划分，都由侦查部门完成，属典型的“一步式侦查”，那么把它作为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理解也是存在合法与否问题的。基于此，本文采其广义的理解。
(二)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及其界线
纵观各种诱惑侦查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的两种可能：如果设计合理，运用得当，这种“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的侦查行为是一种成功的侦查谋略；但如果被诱惑者仅仅是出于侦查者的过分诱导而犯罪，那这种手法马上会让人感到其致命的危险。其微妙之处在于它可能是使罪犯自投罗网的神奇道具，也可能使诱人犯罪的阴谋陷阱。
根据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国家），一般认为诱惑侦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一般称之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它的基本特征是：被诱惑者虽被侦查者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他并无犯罪意图，而正是诱惑者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他在强烈的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例如，在某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侦查人员化装成刑事被告人的亲友，向审理该案的法官行贿，并一再表示无论事成与否决不声张，保证没人知道等，待法官经不住反复劝诱而收下贿赂时，再以贿赂罪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在这种诱惑侦查中，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实质上与教唆或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无异，所以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都不免打上一个问号。在美国，类似的侦查方法曾经广泛，采用并被法律所容许，但在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Police entrapment）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第二种类型则正好相反，被诱惑者本来就已经产生犯罪倾向（predisposition）或者已有先前犯罪行为，而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客观条件和机会，所以称之为“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它区别于前者的明显特征是有明确的诱惑目标（target），该目标人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侦查者的行为旨在诱使潜在的罪犯现身或犯罪行为的暴露，诱惑行为充其量只是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固有的犯罪倾向，而不存在诱人犯罪的可能。例如，警方得知有一抢劫团伙欲在某银行运钞途中行动，遂把作了记号的大量现金用运钞车招摇过市运往银行，暗中布下严密的控制，待犯罪分子全面行动之时将其一网打尽。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早已产生的犯罪意图，警察的行为只是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诱惑者积极主动的行为相比，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诱惑侦查不会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产生主导作用，也就避免了引诱清白者犯罪的弊端。
从概念上把握诱惑侦查的类型似乎不难，但要具体区分两者之间的界线，又以什么为标准呢？这在国外的学术界和司法界有着长期的争论。“主观标准说”(subjective approach, predisposition standard)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而“客观标准说”(objective approach, reasonable suspicion standard)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孰是孰非，几十年来在美国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按前一种标准，如果认为警方侦查属于犯意诱发，需要由被告方先提出受到“陷阱”引诱的证据，然后由公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本来有犯意，而且须排除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而后一种标准则意味着证明责任完全由被告方承担。这是关系到诱惑侦查是否违法和被告人提出的陷阱抗辩（entrapment defense）能否成立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单纯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或侦查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看，或许不能得出非常确切的归于何种类型的结论，但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则两种类型则泾渭分明、不难区分了。结合前面所述的两种类型的特征，笔者提出划分诱惑侦查不同类型的如下三方面依据：
（1）从诱惑侦查的作用对象来看，有无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怀疑理由是区分“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先决性条件。笔者把这称之为“目标明确性原则”。如果侦查机关事先掌握了大量的线索，确定某人（也许是潜在的）有犯罪嫌疑，说明侦查机关的行为并非随意性，诱发犯意的危险性就降低了；反之，毫无根据地把某人确定为诱惑对象，就可能面临侵犯一个根本没有犯罪意图的清白者的声誉。
（2）从被诱惑者的主观方面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应当具有明显的犯罪意图（正在进行犯罪准备活动或正准备继续犯罪），这可以称为“犯罪倾向性原则”。当然，被诱惑者主观上有无犯意是较难判断的，但是主观犯意也会在不经意间通过外部行为暴露出来，例如在言语中流露出明确的犯罪预谋和计划，事先已作好进行犯罪的准备活动，或者有迹象表明其正在秘密从事犯罪。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初步的侦查中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根据线索确定犯意是否已经产生。国外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犯罪倾向的判断，往往考察其有无犯罪前科（criminal history），这固然是一个参考因素，但要注意避免一种思维定势，即把有过犯罪前科或者类似劣迹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犯意，而应当具体的犯罪案件中具体分析，否则很容易走入“天生犯人”或“犯人无法矫正”的犯罪论误区。如果犯罪意图在诱惑前已经产生，犯罪嫌疑人对于提供的机会是热心（enthusiasm）而非极不情愿(unwillingness)，受到诱惑后“一拍即合”，从而自觉实施犯罪行为的，我们就可以认为犯意是其“自发性产生”而非经诱惑者“植入”的。
（3）从侦查者的行为强度来看，诱惑程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是决定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客观标准，此乃“行为适度性原则”。例如女警察假扮“女护士”对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诱惑侦查，如果该“女护士”身着性感暴露，并且用身体或语言进行挑逗引诱，致使被诱惑者受到巨大刺激而犯罪，则该诱惑侦查可以说超越了“提供机会”的限度。行为是否适度，可以以一般侦查行为的强度，普通人承受诱惑的能力等作为参照，由法官进行综合判断。美国著名的“席曼诉美国”案(Sherman V. United States, 1958)正是一个例证。
综上所述的三方面标准是结合在一起的，它解决了单从某一方面孤立地判断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困难，更容易为具体案件的定性提供依据。而决定诱惑侦查类型的权力委诸法官，则解决了单纯从被告人角度和从侦查机关角度考虑问题的片面性。
2、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探析
（一）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分析
对诱惑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否就失去了评判它合法与否的必要了呢？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法律上没有肯定的就是违法的，其实这种结论从法理上分析未必正确。如果说合法即指合乎法律的明确规定，人们只能在这一界限内活动，那就同时意味着立法者对一切合法行为在法律上已经穷尽列举。然而要使立法涵盖一切合法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法律明确规定之外是否还有合法行为之评价标准呢？这个标准就是与法定主义相对的“宽容主义”标准，即一切行为只要符合法律原则的规定都可以推定为合法。由是观之，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是我们对某一行为的性质作出理性评判的最高依据，而有局限性的法条只是一个参考。而这个法律原则，笔者认为是：揭露犯罪、同犯罪作斗争，是侦查机关的义务，但不能为此目的而诱人犯罪。此外，诱惑侦查从性质上说仍是一种任意侦查（需要犯罪嫌疑人的自愿配合），没有法律上明确规定也不可能在法律上事先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有学者提出任意侦查不适用“法定原则”，对任意侦查必要性的掌握，需要根据正当程序的精神因案而异地进行具体判断。笔者认为，只有从法理角度切入，以广义的“法”为背景，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思考，才能为刑事法律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从实体法上看，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原则；从程序法上看，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骤。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值得商榷，至少把它加诸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并不妥当。首先，从实体法角度说，因“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而落网的犯罪分子，一般都有过先前的独立犯罪行为，即使单看被诱惑的犯罪，其主动权也是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他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犯罪行为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犯罪行为，诱惑者的参与在整个案件中不起主导作用，而仅是提供有利机会。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诱惑者提供机会的行为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危害。试问：对犯罪分子自己从事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怎么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呢？日本最高法院就认为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并不阻却犯罪行为人犯罪构成的该当性、责任性和违法性。其次，从程序法角度说，“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一般大多是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基本上都以确定的犯罪线索和特定的犯罪嫌疑目标为开始侦查的必备条件，即先有案件的发生，然后通过立案启动侦查程序，所以侦查活动的进行仍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势利导也是“势”在先而“引”在后；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案件并没有通过立案程序而进行初步侦查的情形，例如侦查机关对报案人的报告信息尚未有充分理由确信但情况又十分紧急，不通过诱惑侦查使潜在的犯罪分子暴露出来又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如果全力进行正式侦查又可能打草惊蛇或浪费不必要的力量），这种特殊侦查方式就成为了“先有犯罪事实，后有立案侦查，然后才是侦查手段的运用”的一点例外，这是法律对任意侦查手段的一种宽松态度。须知，通常案件发生后侦查机关对现场的勘察——这种最常见的侦查手段也是允许在立案前进行的。此外，如果我们抛开法条的局限，还会发现世界各国刑事侦查的不同类型有：（1）即时正式侦查型，指侦查主体一旦得到公民的告发、告诉、自首或在履行职务中发现犯罪线索，认为有可能发生犯罪时，立即进行侦查；（2）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结合型；（3）立案后侦查型，尤以中国为代表。在当今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隐蔽的时代，为更及时地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立即进行侦查的迫切性已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有的学者呼吁中国应当采用的侦查程序是，侦查主体在得知可能存在犯罪线索或信息之后，应当立即采取初步侦查活动，只是对范围有一定限制，即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相结合为妥。 按照这种思路，我国传统的侦查程序有必要进行改造，即使因情况紧急而未经立案进行侦查也应允许。那么，“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应当是符合刑事程序法发展趋势的。况且，“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如果经过规范的审批程序，不能不说是对程序法原则的一种尊重。
在下文中，笔者将从侦查行为的合理性角度出发，对支持“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和反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存在的理由，提出自己的思考意见。
（二）诱惑侦查的合理性分析
1．“提供机会型” 诱惑侦查分析
首先，从其历史渊源来说，诱惑侦查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它作为刑事侦查的特殊手段加以正式运用，始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战期间的美国。但随着各种新型犯罪特别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增加，诱惑侦查为各国所频频使用。尽管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逐渐引起社会各界质疑和批评，但这不能一笔抹杀诱惑侦查最初作为特殊案件侦破的手段的必要性。在无明显被害人的各种犯罪中，由于其天然的隐蔽性，靠被害人和其他人控告、举报后进行现场勘察、搜查等传统方法已经不可能达到侦破案件、捕获嫌疑人的目的，侦查机关往往得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过程，对潜在的追究对象进行适当程度的引诱，才能导致其自我暴露。所以从其历史沿革来说，它因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而产生，有着其存在的现实性基础。如果全盘否定诱惑侦查的现实合理性，或许我们面对的将是更为嚣张的犯罪浪潮。正因为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的。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犯罪斗争的形势，“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应为我所用而非排斥。
其次，从犯罪行为的态势来说，犯罪行为必取一定的形态和趋势，这是符合客观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原理的。象贩毒、组织卖淫、网络犯罪之类犯罪，受到利益和贪欲的驱使最容易反复作案，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定型化和趋向性不容忽视。而科学的控制论认为：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对其发展态势加以引导。“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正是根据犯罪活动的态势和规律，因势利导，为其创造方便的条件，引导侦破工作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企图再次犯罪的嫌疑人就会落入法网。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以科学的控制论、唯物主义认识论、犯罪行为态势理论和趋利弊害心理学原理为理论依据， 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当然，法律并不强制行为人作出绝对不可能之事，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时，才有可能对行为人作出谴责。刑法学者陈兴良先生指出，在犯罪故意的心理状态中，期待可能性的规范评价因素在于犯罪人显意识的心理过程，故意犯罪就是犯罪人自己选择（认识和意志因素外化）的结果。
再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适度性原则是其避免诱人犯罪的限制性条件。无论从作用对象、主观意图还是表现形态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都以其审慎的态度，掌握侦查权行使的程度。对诱惑手段进行合理节制，是它能够保持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其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最本质的区别。本文第四部分述及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时还将谈到。
2．“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分析
合法的诱惑侦查不仅对打击犯罪来说功不可没，而且是符合法律的原则，但诱惑侦查的微妙之处也在与一旦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则走向了法律的反面。“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犯意诱惑型”诱惑侦查的运用实际上就形成国外所说的“侦查陷阱”，历来为各国的法律实践所警惕。虽然它也能对侦破特殊案件发挥较大作用，然而从实体和程序法上分析不但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截然相左，而且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笔者认为它存在着以下难以忽视的危险：
第一，“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侵犯了公民的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说，公民作为有理性的人，应被视为对自己行为的利益后果有着认识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他可以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律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所以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无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人格自律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被规定为宪法权利（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自律权），尽管在我国宪法中并无反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并未造成任何妨碍，我们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
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
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3、 违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探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考虑到目前与贩毒、行贿、组织 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应允许其使用。“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则基本上是违法的。所以在此主要讨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及其法律后果问题。笔者认为，所谓的后果可以分三个层次讨论：
其一，对于违法诱惑侦查而获得的证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来说，对于非法获得的口证予以排除是各国刑事诉讼的一致做法，但对因侦查手段违法而获得的物证是否排除，则尚无定论。侧重打击犯罪，追求实体真实的国家对非法获取的物证往往持宽容态度，而注重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的国家则采取严格的立场。美国的“毒树之果”（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理论乃是后者的代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诱惑、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只是一种笼统的规定，而什么是该条所说的“欺骗”，是什么种类的证据并没有司法解释加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解释》第61条只是对非法口证的排除，对非法获得的物证应持什么态度呢？笔者认为，由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有着前文所述的重大危害，故属于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侦查行为，如若采用由此而获得的物证，实则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使用开了方便之门。所以，从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说，应当排除通过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物证。
其二，最重要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是否要受到处罚呢？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侦查机关违法的后果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和支持；如果对犯罪嫌疑人无罪开释，又似乎向他宣布这样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助长了其侥幸心理。对此美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有过长期的争议，并已经形成“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的理论和判例。联邦最高法院也肯定了基于“陷阱”的被告人的无罪抗辩，尽管理由并不一致，但无关宏旨。日本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几十年来曾有过对违法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不以犯罪论处的判例，也有过诱惑侦查的实施不影响被诱惑者罪责成立的判例；而在法学界则更是众说纷纭，有“无效果说或有罪说”、“无罪说”、“免诉说”、“驳回公诉说”等等，但理论和实务都是趋向于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深受美国“陷阱之法理”影响的轨迹。笔者认为，鉴于违法诱惑侦查可能造成的对无辜者的不法伤害，如果认可侦查机关通过这种方式陷人入罪，无异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蔑视和对任何可能涉案的普通人的严重威胁。国外允许把“陷阱抗辩”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正是为了“保护无辜被告人并抑制侦查机关对警察权的滥用”，所以笔者赞同采取不对被告人予以处罚的做法（当然如果排除诱惑因素，犯罪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则另当别论）。尽管这可能让人产生错觉，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是犯罪，但由于侦查机关违法而导致这样的结局一旦在法庭上公开宣告，无论对侦查人员还是刑事被告人来说都不啻是一种更富意义的法制教育。
其三，违法诱惑侦查的诱惑者，即侦查人员或协助者应负什么责任呢？这在学术界的探讨很寥寥，似乎诱惑侦查的违法仅关乎犯罪嫌疑人的命运，于侦查者来说根本无责任可言。其实不然，权力的运作一旦失去节制，便成为一种专横之恶，规制违法侦查不能不规制其始作俑者。侦查机关执法犯法，事后又无人承担责任，显然与侦查的法治原则格格不入。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诱惑者主动引诱或鼓励无犯意的人犯罪，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从刑事实体法角度分析无异于教唆犯或从犯，其行为不但导致了自己犯罪，而且制造了另一个犯罪，所以应当对后果承担责任。对此，美国倾向于对警察不予处罚，但英国的规定是，警察至少应负“教唆”责任，除非同时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犯罪行为实行者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显著损害；警察并没有实际去参与犯罪活动；这个行动事先得到警察局长同意。笔者赞同采取英国这种做法。例如在贩毒案中，如果侦查人员诱使并无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意，进而进行贩毒活动，则该诱惑者应以教唆犯的身份承担贩卖毒品罪，但如果仅是提供机会，没有在该案中起主导作用，则另当别论。此外，对于决定实施“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的侦查机关，由于负有行政上不可推卸的决策失误，其责任人员应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以示警诫。
4、 对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实施，乃是鉴于侦破特殊案件的必要性而产生，然而一旦被侦查机关滥用，则可能成为侵权公民权利的“肮脏”手腕。所以各国普遍地对诱惑侦查从放任到规制，逐渐形成了一套将诱惑侦查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内的制度。美国通过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rrells-Sherman Test）、拉塞尔（Russell）案、汉普顿(Hampton)案以及托戈（Twigg）案，演绎了从对诱惑侦查的宽容到“陷阱之法理”限制再到纳入宪法的合法诉讼原则之轨迹；日本法学界在美国“陷阱之法理”思潮的影响下，更是标新立异，提出了规制诱惑侦查的诸多学说，表明了日本法学界企盼完善诉讼制度，规制违法侦查的强烈愿望。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手段大量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理念却远远没有产生。但是，“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专横中权力之恶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鉴于其违法性，应当被坚决地予以排斥；而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则规定其是适用的条件，并在立法上予以肯定，使它真正有法律的依据。笔者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论述：
（1） 诱惑侦查适用范围
诱惑侦查乃是出于侦破特殊案件的需要而产生，因为隐蔽性极强的案件很难侦破，特别是无被害人的犯罪，不可能依靠传统的被害人控告、揭发找到突破口，于是诱惑侦查在侦查此类案件时方成为必要之手段。如果任意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则不免有滥用侦查权之虞，所以对诱惑侦查范围严格限制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如德国规定适用诱惑侦查必须满足：（1）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2）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或者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3）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情形。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谈到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时也认为，“在被侵害法益很大，侦查比较困难的无被害人犯罪中，允许适用诱惑侦查。而且这种诱惑侦查必须是极少可能被政治利用的犯罪。不包括杀人、伤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笔者认为，首先诱惑侦查应适用于具有相当隐蔽性而极难侦破的案件；其次，只能针对“无被害人”的公诉案件，因为对有被害人的案件进行诱惑侦查危险性太大，不能确保人身“诱饵”的绝对安全，不宜采用；再次，必须是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等等)才可进行诱惑侦查，而不宜对政治职务犯罪采用诱惑侦查。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政府令〔2007〕131号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已经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市人民政府第１０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根据《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及有关法规、规范，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详细规划编制、城市规划管理及各项建设工程均应符合本规定，临时建设、个人自建房除外。
第二章 建设用地
第三条 城市建设用地，按其主要用途和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１３７—９０）分类如下：
（一）R—居住用地；
（二）C—公共设施用地；
（三）M—工业用地；
（四）W—仓储用地；
（五）T—对外交通用地；
（六）S—道路广场用地；
（七）U—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八）G—绿地（公共绿地、公园绿地）；
（九）D—特殊用地。
第四条 居住用地（R），指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和单位生活区等各种类型的成片或零星居民居住生活聚居地用地（商品住宅开发、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包括住宅用地（R０１）、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用地（R０２）、道路用地（R０３）和公共绿地（R０４）。
（一）一类居住用地（R１），指以低层住宅为主、设施齐全、建筑密度较低、绿地率较高且环境良好的用地；
（二）二类居住用地（R２），指以多层、高层住宅为主、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环境较好的用地；
（三）三类居住用地（R３），指设施比较齐全、布局不完整、环境一般、或与其它用地有交叉的用地。
第五条 公共设施用地（C），指居住区级及以上的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科研设计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中小区级、组团级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一）行政办公用地（C１），行政、党派和团体等机构用地；
（二）商业金融业用地（C２），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和市场等用地，容纳除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以外的各种贸易公司、商社及其咨询机构、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及其它各类公司的办公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用地，旅馆、招待所、度假村及其附属设施用地，独立地段的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工业品市场、和综合市场用地；
（三）文化娱乐用地（C３），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展览、游乐等设施用地；
（四）体育用地（C４），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等单位内的体育用地；
（五）医疗卫生用地（C５），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救设施等用地；
（六）教育科研设计用地（C６），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各类中小学用地（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寄宿制高级中学等学校用地）、科学研究和勘测设计机构等用地。
第六条 工业用地（M），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办公用房、少量非经营性宿舍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不包括职工住宅用地，该用地应归入R。
（一）一类工业用地（M１），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基本无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二）二类工业用地（M２），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一定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三）三类工业用地（M３），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严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第七条 仓储用地（W），指仓储企业的库房、堆场和包装加工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一）普通仓库用地（W１），指储存一般货物的普通仓库用地；
（二）危险品仓库用地（W２），指储存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的专用仓库用地。
第八条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市政公用设施及其附属的建筑（含构筑物，下同）和管理维修设施等用地。
（一）供应设施用地（U１），供水、供电、供燃气、供热和加油（气）等设施用地，不包括电厂、煤气厂用地（纳入工业用地）；
（二）交通设施用地（U２），指公共客运交通、货运交通、冲洗站和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三）邮电设施用地（U３），指邮政、电信等设施用地；
（四）环境卫生设施用地（U４），指雨水污水中水泵站、污水处理厂及粪便垃圾集运、堆放、处理等设施用地；
（五）施工与维修设施用地（U５），指房屋建筑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工程、绿化、地下构筑物等施工及养护维修设施等用地；
（六）殡葬设施用地（U６），指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墓地等设施用地；
（七）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９），如：消防、防汛等设施用地。
第九条 绿地（G），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公共绿地和生产防护绿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一）公共绿地（G１），指向公众开放，有一定游憩设施或装饰作用的绿化用地，包括各类公园和街头绿地。游乐功能为主的归入C３；
（二）生产防护绿地（G２），指用于园林生产、隔离、卫生和安全防护等的绿化用地。
第十条 对外交通用地（T），铁路、公路、管道运输、港口和机场等城市对外交通运输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第十一条 道路广场用地（S），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用地。
第十二条 特殊用地（D），军事、保密等特殊性质的用地。
第十三条 城市建设用地适建性规定：
（一）各类建设用地的划分和使用性质，应遵循土地使用相容性原则，符合经批准的详细规划规定；
（二）尚未批准详细规划的地区的建设用地，应根据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开发区总体规划）和本规定之表一《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以下简称《表一》）进行适建性划分和使用；
（三）需改变已经批准规划所确定的建设用地性质和适建范围，应编制调整规划并按规定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批获准后方可执行；
（四）成片开发建设的居住区用地，应按规范要求首先做好四类用地平衡；
（五）不宜在底层为大型商业、农贸市场的建筑上建设居住建筑。严格限制底部小型商业上部住宅、办公建筑。
第十四条 合肥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按批准的总体规划执行。
第十五条 毗邻城市道路、河道两侧进行建设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代征、代拆上述道路、河道中心线一侧内的用地和建筑（其中应包括与道路、河道配套的绿化带）。
第三章 建筑容量
第十六条 新区建设、旧区改建应成片开发，不宜零星建设。
第十七条 成片开发建设（新区）的居住用地建筑容量控制指标按国家相关规范执行。建筑密度、容积率按净指标与用地平衡指标换算。
第十八条 其他各类建筑基地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可参照本规定之表二《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表》（以下简称《表二》）执行。
第十九条 单个建筑基地的具体建筑容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现状周边情况、区位、交通、环境和土地价值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但不应超过控制指标的３０％。
第二十条 《表二》适用于类型单一的建筑基地。对混合类型的建筑基地，其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将建筑基地按使用性质分类划定后，按不同类型分别执行；对难以分类执行的建筑基地和综合楼基地，应按不同性质建筑的建筑面积比例和不同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换算建筑容量综合控制指标。
第二十一条 对未列入《表二》的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体育场馆以及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幼托等设施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建筑基地未达到下列最小面积的，不应独立建设：
（一）低层居住建筑１０００平方米；
（二）多层居住建筑、多层公共建筑２０００平方米；
（三）高层居住建筑、高层公共建筑３０００平方米。
第二十三条 建筑基地未达到前条规定的最小面积，但有下列情况之一，且确定不妨碍城市规划实施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予核准建设：
（一）邻接土地为既成道路、河道或有其他类似情况，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二）因城市规划街区划分、市政公用设施等限制，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三）农村地区的村镇建设，因特殊情况，确实难以达到前款规定面积的。
第二十四条 原有建筑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已超出规定值的，除特定必须的公共配套设施外，不宜在原有建筑基地范围内进行扩建、加层。
第二十五条 建筑基地在核定指标之外为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空间的，在符合消防、卫生、交通等有关规定和本章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按下表的规定奖励增加建筑面积。但增加的建筑面积总计应不超过核定建筑面积（建筑基地面积×核定建筑容积率）的百分之二十。
核定建筑容积率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表二》和本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六条 因公共交通需要，建筑之间架设穿越城市道路的空中人行廊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廊道净宽度不宜大于６米、廊道下净空高度应不小于５.５米，城市支路上穿越跨度小于１６米且不通行公交车辆的廊道下，净空高度应不小于４.６米；
（二）廊道内应不设置商业设施。
凡符合前款规定的廊道，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量控制指标范围。
第二十七条 建设项目为旧区改建（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经济适用房等，在满足建筑退让及间距规定的前提下，其建筑容量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地环境条件合理确定。
第四章 建筑间距
第二十八条 规划编制单位在编制规划方案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间距、日照等标准。
第二十九条 住宅建筑间距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并综合考虑通风、采光、抗震、消防等因素确定。多、低层建筑通过正向获得日照，遮挡建筑为多、低层建筑的，应采用间距系数法计算建筑间距且按最不利点确定，不适用日照分析法。
第三十条 受遮挡建筑为违法建设、临时建设，其日照（间距）不予考虑；规划确定待改造区域内的建筑物，其日照（间距）可不予考虑。
第三十一条 住宅建筑应确定一面作为主朝向，其他朝向为次要朝向，次要朝向可不考虑其日照要求。在不影响相邻单位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增加另一主朝向。主朝向的采光窗所在的墙面为日照计算墙面。
有日照需求的建筑不宜东西向布置。
第三十二条 遮挡建筑为高层建筑，且受遮挡建筑为住宅时，应对受遮挡的住宅进行日照分析，并应结合本章相关规定确定建筑间距。高层建筑日照分析规则见附录三。
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应当对提供的日照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相关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两幢建筑夹角小于或等于３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间距按平行布置建筑间距控制；大于６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间距按垂直布置的建筑间距控制。两幢建筑夹角大于３０度小于或等于６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建筑间距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建筑间距控制。
第三十四条 多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１５度（含１５度）范围内的平行布置住宅，且南侧建筑高度在１８米以下的（含１８米），其建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２３倍（旧区改建项目内新建住宅为１.２倍）；南侧建筑高度超过１８米，其建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２６倍（旧区改建的项目内新建住宅为１.２３倍）。
２、南北向的南偏东（西）１５度至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的平行布置住宅，其建筑间距可按第一款规定进行方位间距折减，折减系数为０.９。
３、东西向（含东偏南、偏北４５度范围内）平行布置且东西向采取日照的住宅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４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
１、南北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８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２、东西向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最小处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９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第三十五条 高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朝向为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的高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３０米（旧区改建为２４米），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为３０米（含３０米）以内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为３０-４０米（含４０米）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４倍；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大于４０米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５倍；
２、东西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至９０度范围内的高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６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
１、两幢建筑南北方向垂直布置时（T型或倒T型），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２、两幢建筑东西方向垂直布置时（H型或半H型），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８米。
（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时，可按正向投影平均距离计算间距，最小处间距不宜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第三十六条 低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３５倍，且应不小于８米；
２、东西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至９０度范围内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６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４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南北向间距应不小于８米且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１；东西向间距应不小于６米。
（三）即非平行又非垂直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８米。
第三十七条 低层住宅与多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遮挡建筑为低层建筑的按低层住宅间距执行；
（二）遮挡建筑为多层建筑的按多层住宅间距执行；
（三）低层住宅与其东、西侧多层住宅垂直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６米，相对墙面均开窗间距应不小于８米。
第三十八条 高层住宅与多、低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遮挡建筑为高层建筑的按高层住宅间距执行；
（二）遮挡建筑为多层建筑的按多层住宅间距执行；
（三）高层住宅与南侧多、低层建筑的间距应不小于１３米；
（四）两幢建筑互为遮挡建筑时，分别计算间距，取较大值。
第三十九条 住宅建筑山墙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多层住宅之间不宜小于６米；
（二）高层与各种层数住宅之间应满足消防间距要求，不宜小于１３米，不得小于９米；
（三）高层与高层之间应不小于１３米。
第四十条 非住宅建筑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高层非住宅建筑：南北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１８米；东西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二）高层非住宅建筑与多层非住宅建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多层非住宅建筑南北向平行布置时，其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０米；多层非住宅建筑东西向平行布置时，其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０米；
（四）低层非住宅建筑与高、多、低层非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按消防规定控制，但最小值不宜小于６米；
（五）其它形式布置的非住宅建筑间距，非住宅建筑的山墙间距按消防间距规定控制。
第四十一条 非住宅建筑与住宅之间的建筑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非住宅建筑位于南北向（偏南北）布置住宅南侧，或位于东西向（偏东西）布置住宅东西侧的，其间距按住宅间距执行；
（二）非住宅建筑位于南北向（偏南北）布置的住宅东、西侧的：
１、建设多层建筑时，应满足消防间距，且应不小于６米；
２、建设高层建筑时，除应满足住宅规定日照要求外，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非住宅建筑位于住宅北侧的，按非住宅建筑间距执行。
第四十二条 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中、小学校教学楼、老年公寓，与相邻建筑间距应保证被遮挡的上述建筑冬至日有效日照不少于２小时（南北向平行布置的多层建筑不宜小于南侧多层建筑高度的１．５倍）。
第四十三条 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垂直贴建的，必须满足居住建筑规定日照要求，其建筑按整体建筑综合考虑，且与居住建筑贴建的墙面离住宅窗户８米范围内不应开窗。
四十四条 受遮挡含居住的综合楼之间的建筑间距，按住宅的建筑间距执行，受遮挡部分在计算与遮挡建筑间距时，可扣除非住宅部分层高度，但扣除后的间距不得小于１３米。
第四十五条 上述建筑间距系数适用于无地形高差布置的建筑，对有地形高差的建筑间距，应将其地形高差计入建筑高度。
第四十六条 高、多、低层、退台等组合建筑间距分别按各类别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已注明不能满足规定日照要求的房屋，不宜作为商品住宅出售（分配）。确需出售（分配）的，建设单位在销售（分配）时应向购房户（分配的住户）书面说明。
第五章 建筑退让
第四十八条 沿建设用地边界和沿城市道路、河道、铁路两侧及电力线保护范围等边侧的民用建筑，其退让距离除必须符合日照间距、文物保护、风景旅游、市政管线、消防环保、抗震、防汛和交通安全等有关规定外，应同时符合本规定。
第四十九条 相邻东西边界处，不宜布置东西向建筑。
由高、多、低层等组合建筑及退台建筑的退让，分别按各类别有关规定执行，但退让城市道路红线时按最高类别执行。
第五十条 多（低）层建筑退让用地南北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满足相邻用地现状建筑和已批准的规划建筑规定日照间距。
（二）南北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边界北侧多（低）层建筑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二，且应不小于８（３）米；
退让南界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边界南侧建筑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一，且应不小于４（２）米。
（三）南北向的南偏东（西）１５度至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布置的住宅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按退让建筑物中心线取平均退让值满足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二，且平均退让值应不小于８（３）；
退让南界距离按退让建筑物中心线取平均退让值满足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一，且平均退让值应不小于４（２）。
（四）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不宜小于建筑高度的０.５倍；且应不小于６（３）米，居住建筑应不小于８（３）米；
退让南界距离不宜小于建筑高度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３（１.５）米，居住建筑应不小于４（２）米。
第五十一条 多（低）层建筑退让用地东、西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南北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其东、西侧建筑规定间距的二分之一，且应不小于５（３）米；
（二）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非居住建筑，距其东、西边界距离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２（６）米；相邻单位为现状永久性非居住、教育、卫生建筑时，最小值可为６（３）米；
（三）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居住建筑，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８倍，且应不小于１２（８）米。
第五十二条 高层建筑及锅炉房、变电所、加油站、厂房等特殊功能的建筑（构筑）物在退让其用地边界时，除应退让规定间距外，还必须承担由其产生的规定间距。
加油站周边无现状建筑物时，退让用地边界可按三级站油灌区不小于６米，二级站油灌区不小于９米执行。
第五十三条 南北向布置的高层建筑退让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边界外侧有现状（规划）建筑的退让，按现状（规划）相关间距执行，且满足第五十二条规定，且平均值如下：
退让北界应不小于２０米；
退让南界应不小于１０米，旧区改建应不小于８米；
退让东、西界应不小于８米，旧区改建应不小于６.５米。
（二）边界外侧尚无现状（规划）建筑的退让，除满足前款要求外，还应根据日照分析结果确定。
（三）日照分析的北影响线按下列规定控制：
１、北界外侧现状和规划用地性质均为居住、教育、卫生的，根据现状和规划居住、教育、卫生建筑位置确定；
２、北界外侧尚无现状建筑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教育、卫生的，应按平均距边界１０米执行；
３、北界外侧规划用地性质为非居住、教育、卫生的，宜按平均距边界２０米执行，对采光通风无要求的可不限；
４、与北界外侧用地同步规划的可按规划方案执行。
第五十四条 东西向布置的高层（非）居住建筑退东西边界平均距离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１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５（１０）米；边界外侧为非居住、教育、卫生建筑用地的，可不小于１０（７）米，但均应满足第三十五条和消防间距规定要求。
第五十五条 建筑退让边界特殊情况下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建筑与用地边界退让距离不规则时，高（多）层建筑退让边界平均距离应达到规定值要求，但最窄处的最小值不得小于５（３）米；
（二）用地边界既非东西又非南北的，用地边界走向小于４５度的，参照南北向退让标准执行，大于等于４５度的，参照东西向退让标准执行，但正向退让距离应不小于南北与东西向退让距离要求；
（三）在不影响边界外侧用地单位使用功能和退让距离满足最小值前提下，建筑退让距离可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第五十六条 地下建筑离用地边界距离不宜小于地下建筑埋置深度（自室外地平面至地下建筑底板的距离）的０.７倍。按上述距离要求退让相邻用地边界确有困难的，其距离可适当缩小，但应不小于３米，且围护桩和自用管线不得超过基地界限。
沿城市道路两侧，地下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应不小于８米。沿路地下建筑退让小于主体建筑退让的，其顶面标高应设在地面正负零以下。
第五十七条 建筑退让道路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应不小于下表所列值：
注：h——建筑高度。
（二）后退计算点为计算建筑面积的建筑最外墙面线。
（三）新建影剧院、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大型商业设施（单层建筑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及以上、总营业建筑面积８０００平方米及以上的）等有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建筑，其临城市道路的主要出入口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应不小于３０米；红线外有绿线控制的，且后退绿线距离应不小于２０米。
（四）主次干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后退道路切角线的距离应按主要道路要求，并宜增加５米执行。
（五）高、多、低层组合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距离，必须按主体（最高类别）建筑退让标准执行。
（六）旧区改建，在满足消防和交通要求前提下，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可适当减小，但应不小于下一级的退线要求。
（七）建筑与城市道路非平行布置的，退让距离可采用平均值，但最小处应不小于下一级退线要求。
（八）商业步行街、小街巷两侧的建筑，退让距离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核定，但不得逾越道路红线。
（九）严禁建筑的雨蓬、基础、台阶、围墙及其附属设施逾越道路红线。
第五十八条 建筑后退铁路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高速铁路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５０米；
（二）铁路干线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２０米；
（三）铁路支线、专用线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１５米；
（四）铁路两侧围墙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１０米，围墙高度应不大于３米。
第五十九条 建筑后退电力线的距离应满足电力设施保护有关规定，并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一）在电力线保护区（高压走廊）范围内不应新建建筑；
（二）建筑距各级电压架空线路的最小水平距离不宜小于以下规定：
１-１０KV ５米； ３５-１１０KV １０米；
１５０-２２０KV １５米； ３３０-５００KV ２０米。
第六十条 建筑后退蓝线、绿线的距离，除退红线距离应大于第五十七条规定要求，且满足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建筑高度在２４M（含）以下的，后退距离应不小于５米；
（二）建筑高度在２４M-１００M（含）的，后退距离应不小于１０米；
（三）建筑高度在１００M以上的，宜适当加大后退距离，具体标准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酌情确定。
第六十一条 在村镇、城镇范围以外的公路规划红线两侧应划定隔离带，除规划另有规定外，隔离带宽度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高速路、国道两侧各不宜小于５０米；
（二）一级公路两侧各不宜小于２０米；
（三）二级及以下等级公路两侧各不宜小于１０米；
（四）公路红线和隔离带内，不应新建、改建、扩建建筑，但可耕种或绿化。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开挖沟渠、埋设管道、架设杆线、开辟服务性车道等；
（五）沿穿越村镇、城镇的公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可按村镇、城镇规划进行管理，但建筑后退公路隔离带的距离应不小于５米。
第六章 建筑高度
第六十二条 建筑的高度必须符合建筑间距退让、日照、消防、城市景观设计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第六十三条 机场、气象台等设施周围、微波通道范围内新建、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有关净空高度限制等规定。
第六十四条 在文物、建筑保护单位、风景区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建筑和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并按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执行。暂无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应先编制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方案，做视线分析，确定控制高度和保护措施。
第六十五条 鼓励沿城市快速路及主、次干路两侧建设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应保证建筑型体比例协调，保持良好的城市天际线。沿城市快速路及主、次干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除满足有关规定外，其控制高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一）沿路一般建筑的控制高度（H）不宜超过道路规划红线宽度（W）加上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S）之和的１.５倍，即：H≤１.５（W+S）。
（二）沿路高层组合建筑的高度，宜按下式控制：A≤L（W+S）。
式中：A—沿路高层组合建筑以１：１（即４５度）的高度角在地面上投影的总面积，L—建设用地沿道路规划红线的长度，W—道路红线宽度，S—沿路建筑的后退距离。
第六十六条 建筑临接两条以上道路、直接临接广场、河道的，其高度可适当提高。
第七章 绿 地
第六十七条 各类建筑基地内绿地面积占基地面积的比例（绿地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居住区绿地率应不小于４０％；
（二）工业、商业、金融、仓储、交通枢纽、市政公用设施等单位，绿地率不宜小于２０％；对有大气、噪音污染的厂矿企业单位，绿地率应不小于３０％；
（三）机关团体、文化娱乐、教育体育、卫生、科研院所、部队等单位，绿地率不宜小于３５％；
（四）属于旧区改建，绿地率可酌情降低，但不宜低于５个百分点。属于风景区周边控制范围内的，绿地率应提高５个百分点。
第六十八条 产生有害性气体及污染物的工厂及垃圾处理厂，应按相应的专业规范要求设置卫生防护林带。
古树名木周边宜留出应不小于２０米的保护绿地。
滨临水体的绿带应结合地形与岸线设计，形成有滨水特色的景观绿带，并应在道路和水面之间留出透景线，有机地组织水体、绿带景观。
第六十九条 新建居住区的公共绿地，采用分级设置的原则。
（一）组团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４％，且应不小于０.５平方米／人；小区级（含组团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７％，且应不小于１平方米／人；居住区级（含组团级和小区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１０％，且应不小于１.５平方米／人；
（二）每块集中绿地面积应不小于４００平方米，宽度不得低于８米，且必须满足应不小于三分之一面积在建筑日照阴影范围之外。其中绿化面积（含水面）不宜小于总绿地面积的７０％；
旧区改建可酌情降低，但应不低于相应指标的７０％；
（三）鼓励居住区公共绿地向公众开放；
（四）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公共绿地或绿化隔离带，不在建筑基地范围内的，不应作为小区集中绿地计算。
第七十条 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公共绿地应严格控制，不应挪作他用。确因特殊需要，需要改变其用地性质的应严格按有关规定报批。
城市绿线范围内，不应建设与绿地规划无关的项目。配套附属建筑应以低层为主，管线工程必须埋地建设。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国外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在我国的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则是一个新的领域。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从法律原则角度看，笔者认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两者必须加以区分。对于实践中的诱惑侦查，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将我国的诱惑侦查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
关键词 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 提供机会型 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破获此类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都以其不俗的表现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尽管诱惑侦查早已存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我国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深入的探讨更付阙如，有的学者对此心存误解，导致实践中混淆是非，以讹传讹。笔者不揣浅陋，拟以此文一抒己见，并求教于学界。
1、 诱惑侦查的概念、类型及其界线
（一）诱惑侦查的概念辨析
虽然诱惑侦查在各国的犯罪侦查活动中都早已有之，但“诱惑侦查”作为专业术语，对我国的法学界来说可能还有点陌生。严格考究，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而溯源于美国。从五十年代始，日本的法学研究杂志上就已频频出现有关“诱惑侦查”的论文，由于中日文的天然联系，中国最初的研究多转用了该词。但是美国早在三十年就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并形成了为诸多国家得以效仿的学说和判例。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我们所说的诱惑侦查即美国的“侦查陷阱”或“侦查圈套”（entrapment），实乃误解。因为entrapment在美国是指“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implant）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 美国司法部1981年《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Attorney General’s Guidelines on FBI Undercover Operations）的J项中亦认为entrapment乃“诱惑或鼓动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手段”，并应尽可能避免。显然，美国对“圈套”或“陷阱”是持否定态度的。笔者注意到在美国关于entrapment的文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词——“encouragement”，可以直译为“刺激侦查”，美国对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的，实际上这才是笔者所说的诱惑侦查。所以诱惑侦查与“侦查陷阱”并非同一概念，而是涵盖了后者的含义。
笔者认为，对于诱惑侦查的完整界定应当是：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需要说明的是，对“侦查”一词，因为存在各国的比较问题，有必要统一概念。按照狭义的理解，“侦查”在刑事诉讼中乃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探讨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显然失去了意义，因为根本没有“违法的侦查”一说。但在国外，侦查只是侦查机关的一种职能行为，既包括公开的调查活动，也包括秘密的调查手段（即侦察），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实际上，中国的侦查可归属于传统的侦查模式，没有阶段的划分，都由侦查部门完成，属典型的“一步式侦查”，那么把它作为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理解也是存在合法与否问题的。基于此，本文采其广义的理解。
(二)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及其界线
纵观各种诱惑侦查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的两种可能：如果设计合理，运用得当，这种“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的侦查行为是一种成功的侦查谋略；但如果被诱惑者仅仅是出于侦查者的过分诱导而犯罪，那这种手法马上会让人感到其致命的危险。其微妙之处在于它可能是使罪犯自投罗网的神奇道具，也可能使诱人犯罪的阴谋陷阱。
根据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国家），一般认为诱惑侦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一般称之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它的基本特征是：被诱惑者虽被侦查者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他并无犯罪意图，而正是诱惑者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他在强烈的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例如，在某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侦查人员化装成刑事被告人的亲友，向审理该案的法官行贿，并一再表示无论事成与否决不声张，保证没人知道等，待法官经不住反复劝诱而收下贿赂时，再以贿赂罪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在这种诱惑侦查中，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实质上与教唆或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无异，所以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都不免打上一个问号。在美国，类似的侦查方法曾经广泛，采用并被法律所容许，但在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Police entrapment）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第二种类型则正好相反，被诱惑者本来就已经产生犯罪倾向（predisposition）或者已有先前犯罪行为，而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客观条件和机会，所以称之为“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它区别于前者的明显特征是有明确的诱惑目标（target），该目标人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侦查者的行为旨在诱使潜在的罪犯现身或犯罪行为的暴露，诱惑行为充其量只是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固有的犯罪倾向，而不存在诱人犯罪的可能。例如，警方得知有一抢劫团伙欲在某银行运钞途中行动，遂把作了记号的大量现金用运钞车招摇过市运往银行，暗中布下严密的控制，待犯罪分子全面行动之时将其一网打尽。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早已产生的犯罪意图，警察的行为只是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诱惑者积极主动的行为相比，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诱惑侦查不会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产生主导作用，也就避免了引诱清白者犯罪的弊端。
从概念上把握诱惑侦查的类型似乎不难，但要具体区分两者之间的界线，又以什么为标准呢？这在国外的学术界和司法界有着长期的争论。“主观标准说”(subjective approach, predisposition standard)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而“客观标准说”(objective approach, reasonable suspicion standard)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孰是孰非，几十年来在美国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按前一种标准，如果认为警方侦查属于犯意诱发，需要由被告方先提出受到“陷阱”引诱的证据，然后由公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本来有犯意，而且须排除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而后一种标准则意味着证明责任完全由被告方承担。这是关系到诱惑侦查是否违法和被告人提出的陷阱抗辩（entrapment defense）能否成立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单纯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或侦查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看，或许不能得出非常确切的归于何种类型的结论，但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则两种类型则泾渭分明、不难区分了。结合前面所述的两种类型的特征，笔者提出划分诱惑侦查不同类型的如下三方面依据：
（1）从诱惑侦查的作用对象来看，有无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怀疑理由是区分“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先决性条件。笔者把这称之为“目标明确性原则”。如果侦查机关事先掌握了大量的线索，确定某人（也许是潜在的）有犯罪嫌疑，说明侦查机关的行为并非随意性，诱发犯意的危险性就降低了；反之，毫无根据地把某人确定为诱惑对象，就可能面临侵犯一个根本没有犯罪意图的清白者的声誉。
（2）从被诱惑者的主观方面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应当具有明显的犯罪意图（正在进行犯罪准备活动或正准备继续犯罪），这可以称为“犯罪倾向性原则”。当然，被诱惑者主观上有无犯意是较难判断的，但是主观犯意也会在不经意间通过外部行为暴露出来，例如在言语中流露出明确的犯罪预谋和计划，事先已作好进行犯罪的准备活动，或者有迹象表明其正在秘密从事犯罪。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初步的侦查中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根据线索确定犯意是否已经产生。国外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犯罪倾向的判断，往往考察其有无犯罪前科（criminal history），这固然是一个参考因素，但要注意避免一种思维定势，即把有过犯罪前科或者类似劣迹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犯意，而应当具体的犯罪案件中具体分析，否则很容易走入“天生犯人”或“犯人无法矫正”的犯罪论误区。如果犯罪意图在诱惑前已经产生，犯罪嫌疑人对于提供的机会是热心（enthusiasm）而非极不情愿(unwillingness)，受到诱惑后“一拍即合”，从而自觉实施犯罪行为的，我们就可以认为犯意是其“自发性产生”而非经诱惑者“植入”的。
（3）从侦查者的行为强度来看，诱惑程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是决定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客观标准，此乃“行为适度性原则”。例如女警察假扮“女护士”对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诱惑侦查，如果该“女护士”身着性感暴露，并且用身体或语言进行挑逗引诱，致使被诱惑者受到巨大刺激而犯罪，则该诱惑侦查可以说超越了“提供机会”的限度。行为是否适度，可以以一般侦查行为的强度，普通人承受诱惑的能力等作为参照，由法官进行综合判断。美国著名的“席曼诉美国”案(Sherman V. United States, 1958)正是一个例证。
综上所述的三方面标准是结合在一起的，它解决了单从某一方面孤立地判断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困难，更容易为具体案件的定性提供依据。而决定诱惑侦查类型的权力委诸法官，则解决了单纯从被告人角度和从侦查机关角度考虑问题的片面性。
2、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探析
（一）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分析
对诱惑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否就失去了评判它合法与否的必要了呢？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法律上没有肯定的就是违法的，其实这种结论从法理上分析未必正确。如果说合法即指合乎法律的明确规定，人们只能在这一界限内活动，那就同时意味着立法者对一切合法行为在法律上已经穷尽列举。然而要使立法涵盖一切合法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法律明确规定之外是否还有合法行为之评价标准呢？这个标准就是与法定主义相对的“宽容主义”标准，即一切行为只要符合法律原则的规定都可以推定为合法。由是观之，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是我们对某一行为的性质作出理性评判的最高依据，而有局限性的法条只是一个参考。而这个法律原则，笔者认为是：揭露犯罪、同犯罪作斗争，是侦查机关的义务，但不能为此目的而诱人犯罪。此外，诱惑侦查从性质上说仍是一种任意侦查（需要犯罪嫌疑人的自愿配合），没有法律上明确规定也不可能在法律上事先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有学者提出任意侦查不适用“法定原则”，对任意侦查必要性的掌握，需要根据正当程序的精神因案而异地进行具体判断。笔者认为，只有从法理角度切入，以广义的“法”为背景，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思考，才能为刑事法律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从实体法上看，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原则；从程序法上看，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骤。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值得商榷，至少把它加诸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并不妥当。首先，从实体法角度说，因“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而落网的犯罪分子，一般都有过先前的独立犯罪行为，即使单看被诱惑的犯罪，其主动权也是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他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犯罪行为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犯罪行为，诱惑者的参与在整个案件中不起主导作用，而仅是提供有利机会。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诱惑者提供机会的行为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危害。试问：对犯罪分子自己从事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怎么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呢？日本最高法院就认为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并不阻却犯罪行为人犯罪构成的该当性、责任性和违法性。其次，从程序法角度说，“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一般大多是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基本上都以确定的犯罪线索和特定的犯罪嫌疑目标为开始侦查的必备条件，即先有案件的发生，然后通过立案启动侦查程序，所以侦查活动的进行仍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势利导也是“势”在先而“引”在后；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案件并没有通过立案程序而进行初步侦查的情形，例如侦查机关对报案人的报告信息尚未有充分理由确信但情况又十分紧急，不通过诱惑侦查使潜在的犯罪分子暴露出来又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如果全力进行正式侦查又可能打草惊蛇或浪费不必要的力量），这种特殊侦查方式就成为了“先有犯罪事实，后有立案侦查，然后才是侦查手段的运用”的一点例外，这是法律对任意侦查手段的一种宽松态度。须知，通常案件发生后侦查机关对现场的勘察——这种最常见的侦查手段也是允许在立案前进行的。此外，如果我们抛开法条的局限，还会发现世界各国刑事侦查的不同类型有：（1）即时正式侦查型，指侦查主体一旦得到公民的告发、告诉、自首或在履行职务中发现犯罪线索，认为有可能发生犯罪时，立即进行侦查；（2）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结合型；（3）立案后侦查型，尤以中国为代表。在当今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隐蔽的时代，为更及时地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立即进行侦查的迫切性已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有的学者呼吁中国应当采用的侦查程序是，侦查主体在得知可能存在犯罪线索或信息之后，应当立即采取初步侦查活动，只是对范围有一定限制，即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相结合为妥。 按照这种思路，我国传统的侦查程序有必要进行改造，即使因情况紧急而未经立案进行侦查也应允许。那么，“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应当是符合刑事程序法发展趋势的。况且，“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如果经过规范的审批程序，不能不说是对程序法原则的一种尊重。
在下文中，笔者将从侦查行为的合理性角度出发，对支持“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和反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存在的理由，提出自己的思考意见。
（二）诱惑侦查的合理性分析
1．“提供机会型” 诱惑侦查分析
首先，从其历史渊源来说，诱惑侦查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它作为刑事侦查的特殊手段加以正式运用，始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战期间的美国。但随着各种新型犯罪特别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增加，诱惑侦查为各国所频频使用。尽管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逐渐引起社会各界质疑和批评，但这不能一笔抹杀诱惑侦查最初作为特殊案件侦破的手段的必要性。在无明显被害人的各种犯罪中，由于其天然的隐蔽性，靠被害人和其他人控告、举报后进行现场勘察、搜查等传统方法已经不可能达到侦破案件、捕获嫌疑人的目的，侦查机关往往得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过程，对潜在的追究对象进行适当程度的引诱，才能导致其自我暴露。所以从其历史沿革来说，它因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而产生，有着其存在的现实性基础。如果全盘否定诱惑侦查的现实合理性，或许我们面对的将是更为嚣张的犯罪浪潮。正因为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的。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犯罪斗争的形势，“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应为我所用而非排斥。
其次，从犯罪行为的态势来说，犯罪行为必取一定的形态和趋势，这是符合客观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原理的。象贩毒、组织卖淫、网络犯罪之类犯罪，受到利益和贪欲的驱使最容易反复作案，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定型化和趋向性不容忽视。而科学的控制论认为：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对其发展态势加以引导。“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正是根据犯罪活动的态势和规律，因势利导，为其创造方便的条件，引导侦破工作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企图再次犯罪的嫌疑人就会落入法网。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以科学的控制论、唯物主义认识论、犯罪行为态势理论和趋利弊害心理学原理为理论依据， 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当然，法律并不强制行为人作出绝对不可能之事，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时，才有可能对行为人作出谴责。刑法学者陈兴良先生指出，在犯罪故意的心理状态中，期待可能性的规范评价因素在于犯罪人显意识的心理过程，故意犯罪就是犯罪人自己选择（认识和意志因素外化）的结果。
再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适度性原则是其避免诱人犯罪的限制性条件。无论从作用对象、主观意图还是表现形态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都以其审慎的态度，掌握侦查权行使的程度。对诱惑手段进行合理节制，是它能够保持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其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最本质的区别。本文第四部分述及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时还将谈到。
2．“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分析
合法的诱惑侦查不仅对打击犯罪来说功不可没，而且是符合法律的原则，但诱惑侦查的微妙之处也在与一旦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则走向了法律的反面。“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犯意诱惑型”诱惑侦查的运用实际上就形成国外所说的“侦查陷阱”，历来为各国的法律实践所警惕。虽然它也能对侦破特殊案件发挥较大作用，然而从实体和程序法上分析不但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截然相左，而且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笔者认为它存在着以下难以忽视的危险：
第一，“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侵犯了公民的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说，公民作为有理性的人，应被视为对自己行为的利益后果有着认识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他可以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律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所以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无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人格自律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被规定为宪法权利（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自律权），尽管在我国宪法中并无反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并未造成任何妨碍，我们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
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
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3、 违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探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考虑到目前与贩毒、行贿、组织 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应允许其使用。“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则基本上是违法的。所以在此主要讨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及其法律后果问题。笔者认为，所谓的后果可以分三个层次讨论：
其一，对于违法诱惑侦查而获得的证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来说，对于非法获得的口证予以排除是各国刑事诉讼的一致做法，但对因侦查手段违法而获得的物证是否排除，则尚无定论。侧重打击犯罪，追求实体真实的国家对非法获取的物证往往持宽容态度，而注重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的国家则采取严格的立场。美国的“毒树之果”（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理论乃是后者的代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诱惑、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只是一种笼统的规定，而什么是该条所说的“欺骗”，是什么种类的证据并没有司法解释加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解释》第61条只是对非法口证的排除，对非法获得的物证应持什么态度呢？笔者认为，由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有着前文所述的重大危害，故属于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侦查行为，如若采用由此而获得的物证，实则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使用开了方便之门。所以，从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说，应当排除通过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物证。
其二，最重要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是否要受到处罚呢？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侦查机关违法的后果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和支持；如果对犯罪嫌疑人无罪开释，又似乎向他宣布这样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助长了其侥幸心理。对此美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有过长期的争议，并已经形成“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的理论和判例。联邦最高法院也肯定了基于“陷阱”的被告人的无罪抗辩，尽管理由并不一致，但无关宏旨。日本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几十年来曾有过对违法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不以犯罪论处的判例，也有过诱惑侦查的实施不影响被诱惑者罪责成立的判例；而在法学界则更是众说纷纭，有“无效果说或有罪说”、“无罪说”、“免诉说”、“驳回公诉说”等等，但理论和实务都是趋向于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深受美国“陷阱之法理”影响的轨迹。笔者认为，鉴于违法诱惑侦查可能造成的对无辜者的不法伤害，如果认可侦查机关通过这种方式陷人入罪，无异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蔑视和对任何可能涉案的普通人的严重威胁。国外允许把“陷阱抗辩”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正是为了“保护无辜被告人并抑制侦查机关对警察权的滥用”，所以笔者赞同采取不对被告人予以处罚的做法（当然如果排除诱惑因素，犯罪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则另当别论）。尽管这可能让人产生错觉，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是犯罪，但由于侦查机关违法而导致这样的结局一旦在法庭上公开宣告，无论对侦查人员还是刑事被告人来说都不啻是一种更富意义的法制教育。
其三，违法诱惑侦查的诱惑者，即侦查人员或协助者应负什么责任呢？这在学术界的探讨很寥寥，似乎诱惑侦查的违法仅关乎犯罪嫌疑人的命运，于侦查者来说根本无责任可言。其实不然，权力的运作一旦失去节制，便成为一种专横之恶，规制违法侦查不能不规制其始作俑者。侦查机关执法犯法，事后又无人承担责任，显然与侦查的法治原则格格不入。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诱惑者主动引诱或鼓励无犯意的人犯罪，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从刑事实体法角度分析无异于教唆犯或从犯，其行为不但导致了自己犯罪，而且制造了另一个犯罪，所以应当对后果承担责任。对此，美国倾向于对警察不予处罚，但英国的规定是，警察至少应负“教唆”责任，除非同时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犯罪行为实行者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显著损害；警察并没有实际去参与犯罪活动；这个行动事先得到警察局长同意。笔者赞同采取英国这种做法。例如在贩毒案中，如果侦查人员诱使并无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意，进而进行贩毒活动，则该诱惑者应以教唆犯的身份承担贩卖毒品罪，但如果仅是提供机会，没有在该案中起主导作用，则另当别论。此外，对于决定实施“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的侦查机关，由于负有行政上不可推卸的决策失误，其责任人员应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以示警诫。
4、 对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实施，乃是鉴于侦破特殊案件的必要性而产生，然而一旦被侦查机关滥用，则可能成为侵权公民权利的“肮脏”手腕。所以各国普遍地对诱惑侦查从放任到规制，逐渐形成了一套将诱惑侦查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内的制度。美国通过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rrells-Sherman Test）、拉塞尔（Russell）案、汉普顿(Hampton)案以及托戈（Twigg）案，演绎了从对诱惑侦查的宽容到“陷阱之法理”限制再到纳入宪法的合法诉讼原则之轨迹；日本法学界在美国“陷阱之法理”思潮的影响下，更是标新立异，提出了规制诱惑侦查的诸多学说，表明了日本法学界企盼完善诉讼制度，规制违法侦查的强烈愿望。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手段大量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理念却远远没有产生。但是，“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专横中权力之恶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鉴于其违法性，应当被坚决地予以排斥；而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则规定其是适用的条件，并在立法上予以肯定，使它真正有法律的依据。笔者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论述：
（1） 诱惑侦查适用范围
诱惑侦查乃是出于侦破特殊案件的需要而产生，因为隐蔽性极强的案件很难侦破，特别是无被害人的犯罪，不可能依靠传统的被害人控告、揭发找到突破口，于是诱惑侦查在侦查此类案件时方成为必要之手段。如果任意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则不免有滥用侦查权之虞，所以对诱惑侦查范围严格限制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如德国规定适用诱惑侦查必须满足：（1）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2）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或者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3）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情形。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谈到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时也认为，“在被侵害法益很大，侦查比较困难的无被害人犯罪中，允许适用诱惑侦查。而且这种诱惑侦查必须是极少可能被政治利用的犯罪。不包括杀人、伤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笔者认为，首先诱惑侦查应适用于具有相当隐蔽性而极难侦破的案件；其次，只能针对“无被害人”的公诉案件，因为对有被害人的案件进行诱惑侦查危险性太大，不能确保人身“诱饵”的绝对安全，不宜采用；再次，必须是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等等)才可进行诱惑侦查，而不宜对政治职务犯罪采用诱惑侦查。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政府令〔2007〕131号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已经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市人民政府第１０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根据《合肥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及有关法规、规范，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详细规划编制、城市规划管理及各项建设工程均应符合本规定，临时建设、个人自建房除外。
第二章 建设用地
第三条 城市建设用地，按其主要用途和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１３７—９０）分类如下：
（一）R—居住用地；
（二）C—公共设施用地；
（三）M—工业用地；
（四）W—仓储用地；
（五）T—对外交通用地；
（六）S—道路广场用地；
（七）U—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八）G—绿地（公共绿地、公园绿地）；
（九）D—特殊用地。
第四条 居住用地（R），指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和单位生活区等各种类型的成片或零星居民居住生活聚居地用地（商品住宅开发、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包括住宅用地（R０１）、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用地（R０２）、道路用地（R０３）和公共绿地（R０４）。
（一）一类居住用地（R１），指以低层住宅为主、设施齐全、建筑密度较低、绿地率较高且环境良好的用地；
（二）二类居住用地（R２），指以多层、高层住宅为主、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环境较好的用地；
（三）三类居住用地（R３），指设施比较齐全、布局不完整、环境一般、或与其它用地有交叉的用地。
第五条 公共设施用地（C），指居住区级及以上的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科研设计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中小区级、组团级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一）行政办公用地（C１），行政、党派和团体等机构用地；
（二）商业金融业用地（C２），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和市场等用地，容纳除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以外的各种贸易公司、商社及其咨询机构、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及其它各类公司的办公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用地，旅馆、招待所、度假村及其附属设施用地，独立地段的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工业品市场、和综合市场用地；
（三）文化娱乐用地（C３），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展览、游乐等设施用地；
（四）体育用地（C４），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等单位内的体育用地；
（五）医疗卫生用地（C５），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救设施等用地；
（六）教育科研设计用地（C６），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各类中小学用地（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寄宿制高级中学等学校用地）、科学研究和勘测设计机构等用地。
第六条 工业用地（M），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办公用房、少量非经营性宿舍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不包括职工住宅用地，该用地应归入R。
（一）一类工业用地（M１），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基本无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二）二类工业用地（M２），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一定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三）三类工业用地（M３），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严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第七条 仓储用地（W），指仓储企业的库房、堆场和包装加工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一）普通仓库用地（W１），指储存一般货物的普通仓库用地；
（二）危险品仓库用地（W２），指储存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的专用仓库用地。
第八条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市政公用设施及其附属的建筑（含构筑物，下同）和管理维修设施等用地。
（一）供应设施用地（U１），供水、供电、供燃气、供热和加油（气）等设施用地，不包括电厂、煤气厂用地（纳入工业用地）；
（二）交通设施用地（U２），指公共客运交通、货运交通、冲洗站和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三）邮电设施用地（U３），指邮政、电信等设施用地；
（四）环境卫生设施用地（U４），指雨水污水中水泵站、污水处理厂及粪便垃圾集运、堆放、处理等设施用地；
（五）施工与维修设施用地（U５），指房屋建筑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工程、绿化、地下构筑物等施工及养护维修设施等用地；
（六）殡葬设施用地（U６），指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墓地等设施用地；
（七）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９），如：消防、防汛等设施用地。
第九条 绿地（G），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公共绿地和生产防护绿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一）公共绿地（G１），指向公众开放，有一定游憩设施或装饰作用的绿化用地，包括各类公园和街头绿地。游乐功能为主的归入C３；
（二）生产防护绿地（G２），指用于园林生产、隔离、卫生和安全防护等的绿化用地。
第十条 对外交通用地（T），铁路、公路、管道运输、港口和机场等城市对外交通运输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第十一条 道路广场用地（S），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用地。
第十二条 特殊用地（D），军事、保密等特殊性质的用地。
第十三条 城市建设用地适建性规定：
（一）各类建设用地的划分和使用性质，应遵循土地使用相容性原则，符合经批准的详细规划规定；
（二）尚未批准详细规划的地区的建设用地，应根据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开发区总体规划）和本规定之表一《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以下简称《表一》）进行适建性划分和使用；
（三）需改变已经批准规划所确定的建设用地性质和适建范围，应编制调整规划并按规定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批获准后方可执行；
（四）成片开发建设的居住区用地，应按规范要求首先做好四类用地平衡；
（五）不宜在底层为大型商业、农贸市场的建筑上建设居住建筑。严格限制底部小型商业上部住宅、办公建筑。
第十四条 合肥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按批准的总体规划执行。
第十五条 毗邻城市道路、河道两侧进行建设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代征、代拆上述道路、河道中心线一侧内的用地和建筑（其中应包括与道路、河道配套的绿化带）。
第三章 建筑容量
第十六条 新区建设、旧区改建应成片开发，不宜零星建设。
第十七条 成片开发建设（新区）的居住用地建筑容量控制指标按国家相关规范执行。建筑密度、容积率按净指标与用地平衡指标换算。
第十八条 其他各类建筑基地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可参照本规定之表二《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表》（以下简称《表二》）执行。
第十九条 单个建筑基地的具体建筑容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现状周边情况、区位、交通、环境和土地价值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但不应超过控制指标的３０％。
第二十条 《表二》适用于类型单一的建筑基地。对混合类型的建筑基地，其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将建筑基地按使用性质分类划定后，按不同类型分别执行；对难以分类执行的建筑基地和综合楼基地，应按不同性质建筑的建筑面积比例和不同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换算建筑容量综合控制指标。
第二十一条 对未列入《表二》的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体育场馆以及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幼托等设施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建筑基地未达到下列最小面积的，不应独立建设：
（一）低层居住建筑１０００平方米；
（二）多层居住建筑、多层公共建筑２０００平方米；
（三）高层居住建筑、高层公共建筑３０００平方米。
第二十三条 建筑基地未达到前条规定的最小面积，但有下列情况之一，且确定不妨碍城市规划实施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予核准建设：
（一）邻接土地为既成道路、河道或有其他类似情况，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二）因城市规划街区划分、市政公用设施等限制，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三）农村地区的村镇建设，因特殊情况，确实难以达到前款规定面积的。
第二十四条 原有建筑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已超出规定值的，除特定必须的公共配套设施外，不宜在原有建筑基地范围内进行扩建、加层。
第二十五条 建筑基地在核定指标之外为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空间的，在符合消防、卫生、交通等有关规定和本章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按下表的规定奖励增加建筑面积。但增加的建筑面积总计应不超过核定建筑面积（建筑基地面积×核定建筑容积率）的百分之二十。
核定建筑容积率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表二》和本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六条 因公共交通需要，建筑之间架设穿越城市道路的空中人行廊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廊道净宽度不宜大于６米、廊道下净空高度应不小于５.５米，城市支路上穿越跨度小于１６米且不通行公交车辆的廊道下，净空高度应不小于４.６米；
（二）廊道内应不设置商业设施。
凡符合前款规定的廊道，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量控制指标范围。
第二十七条 建设项目为旧区改建（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经济适用房等，在满足建筑退让及间距规定的前提下，其建筑容量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地环境条件合理确定。
第四章 建筑间距
第二十八条 规划编制单位在编制规划方案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间距、日照等标准。
第二十九条 住宅建筑间距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并综合考虑通风、采光、抗震、消防等因素确定。多、低层建筑通过正向获得日照，遮挡建筑为多、低层建筑的，应采用间距系数法计算建筑间距且按最不利点确定，不适用日照分析法。
第三十条 受遮挡建筑为违法建设、临时建设，其日照（间距）不予考虑；规划确定待改造区域内的建筑物，其日照（间距）可不予考虑。
第三十一条 住宅建筑应确定一面作为主朝向，其他朝向为次要朝向，次要朝向可不考虑其日照要求。在不影响相邻单位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增加另一主朝向。主朝向的采光窗所在的墙面为日照计算墙面。
有日照需求的建筑不宜东西向布置。
第三十二条 遮挡建筑为高层建筑，且受遮挡建筑为住宅时，应对受遮挡的住宅进行日照分析，并应结合本章相关规定确定建筑间距。高层建筑日照分析规则见附录三。
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应当对提供的日照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相关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两幢建筑夹角小于或等于３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间距按平行布置建筑间距控制；大于６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间距按垂直布置的建筑间距控制。两幢建筑夹角大于３０度小于或等于６０度布置时，其最窄处建筑间距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建筑间距控制。
第三十四条 多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１５度（含１５度）范围内的平行布置住宅，且南侧建筑高度在１８米以下的（含１８米），其建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２３倍（旧区改建项目内新建住宅为１.２倍）；南侧建筑高度超过１８米，其建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２６倍（旧区改建的项目内新建住宅为１.２３倍）。
２、南北向的南偏东（西）１５度至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的平行布置住宅，其建筑间距可按第一款规定进行方位间距折减，折减系数为０.９。
３、东西向（含东偏南、偏北４５度范围内）平行布置且东西向采取日照的住宅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４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
１、南北向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８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２、东西向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最小处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９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第三十五条 高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朝向为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的高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３０米（旧区改建为２４米），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为３０米（含３０米）以内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为３０-４０米（含４０米）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４倍；
建筑正向重叠长度大于４０米的，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５倍；
２、东西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至９０度范围内的高层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６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
１、两幢建筑南北方向垂直布置时（T型或倒T型），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２、两幢建筑东西方向垂直布置时（H型或半H型），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８米。
（三）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时，可按正向投影平均距离计算间距，最小处间距不宜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２４米。
第三十六条 低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平行布置时：
１、南北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３５倍，且应不小于８米；
２、东西向或南偏东（西）４５度至９０度范围内平行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６米。
（二）垂直布置时（相对的建筑山墙宽度大于１４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间距控制）：南北向间距应不小于８米且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１.１；东西向间距应不小于６米。
（三）即非平行又非垂直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遮挡建筑高度的１.２倍，且应不小于８米。
第三十七条 低层住宅与多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遮挡建筑为低层建筑的按低层住宅间距执行；
（二）遮挡建筑为多层建筑的按多层住宅间距执行；
（三）低层住宅与其东、西侧多层住宅垂直布置时，间距应不小于６米，相对墙面均开窗间距应不小于８米。
第三十八条 高层住宅与多、低层住宅之间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遮挡建筑为高层建筑的按高层住宅间距执行；
（二）遮挡建筑为多层建筑的按多层住宅间距执行；
（三）高层住宅与南侧多、低层建筑的间距应不小于１３米；
（四）两幢建筑互为遮挡建筑时，分别计算间距，取较大值。
第三十九条 住宅建筑山墙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多层住宅之间不宜小于６米；
（二）高层与各种层数住宅之间应满足消防间距要求，不宜小于１３米，不得小于９米；
（三）高层与高层之间应不小于１３米。
第四十条 非住宅建筑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高层非住宅建筑：南北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３倍，且应不小于１８米；东西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二）高层非住宅建筑与多层非住宅建筑平行布置间距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多层非住宅建筑南北向平行布置时，其间距应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０米；多层非住宅建筑东西向平行布置时，其间距应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０米；
（四）低层非住宅建筑与高、多、低层非住宅建筑平行布置时间距按消防规定控制，但最小值不宜小于６米；
（五）其它形式布置的非住宅建筑间距，非住宅建筑的山墙间距按消防间距规定控制。
第四十一条 非住宅建筑与住宅之间的建筑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非住宅建筑位于南北向（偏南北）布置住宅南侧，或位于东西向（偏东西）布置住宅东西侧的，其间距按住宅间距执行；
（二）非住宅建筑位于南北向（偏南北）布置的住宅东、西侧的：
１、建设多层建筑时，应满足消防间距，且应不小于６米；
２、建设高层建筑时，除应满足住宅规定日照要求外，且应不小于１３米。
（三）非住宅建筑位于住宅北侧的，按非住宅建筑间距执行。
第四十二条 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中、小学校教学楼、老年公寓，与相邻建筑间距应保证被遮挡的上述建筑冬至日有效日照不少于２小时（南北向平行布置的多层建筑不宜小于南侧多层建筑高度的１．５倍）。
第四十三条 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垂直贴建的，必须满足居住建筑规定日照要求，其建筑按整体建筑综合考虑，且与居住建筑贴建的墙面离住宅窗户８米范围内不应开窗。
四十四条 受遮挡含居住的综合楼之间的建筑间距，按住宅的建筑间距执行，受遮挡部分在计算与遮挡建筑间距时，可扣除非住宅部分层高度，但扣除后的间距不得小于１３米。
第四十五条 上述建筑间距系数适用于无地形高差布置的建筑，对有地形高差的建筑间距，应将其地形高差计入建筑高度。
第四十六条 高、多、低层、退台等组合建筑间距分别按各类别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已注明不能满足规定日照要求的房屋，不宜作为商品住宅出售（分配）。确需出售（分配）的，建设单位在销售（分配）时应向购房户（分配的住户）书面说明。
第五章 建筑退让
第四十八条 沿建设用地边界和沿城市道路、河道、铁路两侧及电力线保护范围等边侧的民用建筑，其退让距离除必须符合日照间距、文物保护、风景旅游、市政管线、消防环保、抗震、防汛和交通安全等有关规定外，应同时符合本规定。
第四十九条 相邻东西边界处，不宜布置东西向建筑。
由高、多、低层等组合建筑及退台建筑的退让，分别按各类别有关规定执行，但退让城市道路红线时按最高类别执行。
第五十条 多（低）层建筑退让用地南北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满足相邻用地现状建筑和已批准的规划建筑规定日照间距。
（二）南北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边界北侧多（低）层建筑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二，且应不小于８（３）米；
退让南界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边界南侧建筑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一，且应不小于４（２）米。
（三）南北向的南偏东（西）１５度至４５度（含４５度）范围内布置的住宅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按退让建筑物中心线取平均退让值满足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二，且平均退让值应不小于８（３）；
退让南界距离按退让建筑物中心线取平均退让值满足规定间距的三分之一，且平均退让值应不小于４（２）。
（四）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退让北界距离不宜小于建筑高度的０.５倍；且应不小于６（３）米，居住建筑应不小于８（３）米；
退让南界距离不宜小于建筑高度的０.２５倍；且应不小于３（１.５）米，居住建筑应不小于４（２）米。
第五十一条 多（低）层建筑退让用地东、西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南北向布置的多（低）层建筑退让距离应不小于该建筑与其东、西侧建筑规定间距的二分之一，且应不小于５（３）米；
（二）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非居住建筑，距其东、西边界距离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６倍，且应不小于１２（６）米；相邻单位为现状永久性非居住、教育、卫生建筑时，最小值可为６（３）米；
（三）东西向布置的多（低）层居住建筑，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８倍，且应不小于１２（８）米。
第五十二条 高层建筑及锅炉房、变电所、加油站、厂房等特殊功能的建筑（构筑）物在退让其用地边界时，除应退让规定间距外，还必须承担由其产生的规定间距。
加油站周边无现状建筑物时，退让用地边界可按三级站油灌区不小于６米，二级站油灌区不小于９米执行。
第五十三条 南北向布置的高层建筑退让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边界外侧有现状（规划）建筑的退让，按现状（规划）相关间距执行，且满足第五十二条规定，且平均值如下：
退让北界应不小于２０米；
退让南界应不小于１０米，旧区改建应不小于８米；
退让东、西界应不小于８米，旧区改建应不小于６.５米。
（二）边界外侧尚无现状（规划）建筑的退让，除满足前款要求外，还应根据日照分析结果确定。
（三）日照分析的北影响线按下列规定控制：
１、北界外侧现状和规划用地性质均为居住、教育、卫生的，根据现状和规划居住、教育、卫生建筑位置确定；
２、北界外侧尚无现状建筑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教育、卫生的，应按平均距边界１０米执行；
３、北界外侧规划用地性质为非居住、教育、卫生的，宜按平均距边界２０米执行，对采光通风无要求的可不限；
４、与北界外侧用地同步规划的可按规划方案执行。
第五十四条 东西向布置的高层（非）居住建筑退东西边界平均距离应不小于自身建筑高度的０.１５倍，且应不小于１５（１０）米；边界外侧为非居住、教育、卫生建筑用地的，可不小于１０（７）米，但均应满足第三十五条和消防间距规定要求。
第五十五条 建筑退让边界特殊情况下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建筑与用地边界退让距离不规则时，高（多）层建筑退让边界平均距离应达到规定值要求，但最窄处的最小值不得小于５（３）米；
（二）用地边界既非东西又非南北的，用地边界走向小于４５度的，参照南北向退让标准执行，大于等于４５度的，参照东西向退让标准执行，但正向退让距离应不小于南北与东西向退让距离要求；
（三）在不影响边界外侧用地单位使用功能和退让距离满足最小值前提下，建筑退让距离可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第五十六条 地下建筑离用地边界距离不宜小于地下建筑埋置深度（自室外地平面至地下建筑底板的距离）的０.７倍。按上述距离要求退让相邻用地边界确有困难的，其距离可适当缩小，但应不小于３米，且围护桩和自用管线不得超过基地界限。
沿城市道路两侧，地下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应不小于８米。沿路地下建筑退让小于主体建筑退让的，其顶面标高应设在地面正负零以下。
第五十七条 建筑退让道路的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应不小于下表所列值：
注：h——建筑高度。
（二）后退计算点为计算建筑面积的建筑最外墙面线。
（三）新建影剧院、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大型商业设施（单层建筑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及以上、总营业建筑面积８０００平方米及以上的）等有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建筑，其临城市道路的主要出入口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应不小于３０米；红线外有绿线控制的，且后退绿线距离应不小于２０米。
（四）主次干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后退道路切角线的距离应按主要道路要求，并宜增加５米执行。
（五）高、多、低层组合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距离，必须按主体（最高类别）建筑退让标准执行。
（六）旧区改建，在满足消防和交通要求前提下，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可适当减小，但应不小于下一级的退线要求。
（七）建筑与城市道路非平行布置的，退让距离可采用平均值，但最小处应不小于下一级退线要求。
（八）商业步行街、小街巷两侧的建筑，退让距离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核定，但不得逾越道路红线。
（九）严禁建筑的雨蓬、基础、台阶、围墙及其附属设施逾越道路红线。
第五十八条 建筑后退铁路距离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高速铁路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５０米；
（二）铁路干线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２０米；
（三）铁路支线、专用线两侧建筑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１５米；
（四）铁路两侧围墙与最外侧轨道中心线距离应不小于１０米，围墙高度应不大于３米。
第五十九条 建筑后退电力线的距离应满足电力设施保护有关规定，并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一）在电力线保护区（高压走廊）范围内不应新建建筑；
（二）建筑距各级电压架空线路的最小水平距离不宜小于以下规定：
１-１０KV ５米； ３５-１１０KV １０米；
１５０-２２０KV １５米； ３３０-５００KV ２０米。
第六十条 建筑后退蓝线、绿线的距离，除退红线距离应大于第五十七条规定要求，且满足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按下列要求确定：
（一）建筑高度在２４M（含）以下的，后退距离应不小于５米；
（二）建筑高度在２４M-１００M（含）的，后退距离应不小于１０米；
（三）建筑高度在１００M以上的，宜适当加大后退距离，具体标准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酌情确定。
第六十一条 在村镇、城镇范围以外的公路规划红线两侧应划定隔离带，除规划另有规定外，隔离带宽度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高速路、国道两侧各不宜小于５０米；
（二）一级公路两侧各不宜小于２０米；
（三）二级及以下等级公路两侧各不宜小于１０米；
（四）公路红线和隔离带内，不应新建、改建、扩建建筑，但可耕种或绿化。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开挖沟渠、埋设管道、架设杆线、开辟服务性车道等；
（五）沿穿越村镇、城镇的公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可按村镇、城镇规划进行管理，但建筑后退公路隔离带的距离应不小于５米。
第六章 建筑高度
第六十二条 建筑的高度必须符合建筑间距退让、日照、消防、城市景观设计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第六十三条 机场、气象台等设施周围、微波通道范围内新建、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有关净空高度限制等规定。
第六十四条 在文物、建筑保护单位、风景区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建筑和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并按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执行。暂无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应先编制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方案，做视线分析，确定控制高度和保护措施。
第六十五条 鼓励沿城市快速路及主、次干路两侧建设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应保证建筑型体比例协调，保持良好的城市天际线。沿城市快速路及主、次干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除满足有关规定外，其控制高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一）沿路一般建筑的控制高度（H）不宜超过道路规划红线宽度（W）加上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S）之和的１.５倍，即：H≤１.５（W+S）。
（二）沿路高层组合建筑的高度，宜按下式控制：A≤L（W+S）。
式中：A—沿路高层组合建筑以１：１（即４５度）的高度角在地面上投影的总面积，L—建设用地沿道路规划红线的长度，W—道路红线宽度，S—沿路建筑的后退距离。
第六十六条 建筑临接两条以上道路、直接临接广场、河道的，其高度可适当提高。
第七章 绿 地
第六十七条 各类建筑基地内绿地面积占基地面积的比例（绿地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居住区绿地率应不小于４０％；
（二）工业、商业、金融、仓储、交通枢纽、市政公用设施等单位，绿地率不宜小于２０％；对有大气、噪音污染的厂矿企业单位，绿地率应不小于３０％；
（三）机关团体、文化娱乐、教育体育、卫生、科研院所、部队等单位，绿地率不宜小于３５％；
（四）属于旧区改建，绿地率可酌情降低，但不宜低于５个百分点。属于风景区周边控制范围内的，绿地率应提高５个百分点。
第六十八条 产生有害性气体及污染物的工厂及垃圾处理厂，应按相应的专业规范要求设置卫生防护林带。
古树名木周边宜留出应不小于２０米的保护绿地。
滨临水体的绿带应结合地形与岸线设计，形成有滨水特色的景观绿带，并应在道路和水面之间留出透景线，有机地组织水体、绿带景观。
第六十九条 新建居住区的公共绿地，采用分级设置的原则。
（一）组团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４％，且应不小于０.５平方米／人；小区级（含组团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７％，且应不小于１平方米／人；居住区级（含组团级和小区级）公共绿地面积应不小于总用地面积的１０％，且应不小于１.５平方米／人；
（二）每块集中绿地面积应不小于４００平方米，宽度不得低于８米，且必须满足应不小于三分之一面积在建筑日照阴影范围之外。其中绿化面积（含水面）不宜小于总绿地面积的７０％；
旧区改建可酌情降低，但应不低于相应指标的７０％；
（三）鼓励居住区公共绿地向公众开放；
（四）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公共绿地或绿化隔离带，不在建筑基地范围内的，不应作为小区集中绿地计算。
第七十条 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公共绿地应严格控制，不应挪作他用。确因特殊需要，需要改变其用地性质的应严格按有关规定报批。
城市绿线范围内，不应建设与绿地规划无关的项目。配套附属建筑应以低层为主，管线工程必须埋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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