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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的意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1:40:24  浏览:941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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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的意见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的意见

(1984年10月4日)

 

(一)

  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是全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整个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对于开创全团工作的新局面,广泛地调动少数民族地区广大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最近,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指出,我国四化建设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战略重点,将是祖国大西北、大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党中央的这一科学预见和战略部署,不仅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描绘了光辉的前景,也对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几年来,特别是团的十一大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围绕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团组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各级党、团组织的教育下,广大团员、青年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团员的模范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通过基层组织整顿等活动,团的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战斗力有了提高;广大团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改进,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但是,也要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发展还很不平衡,一些地区的工作和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就全国而言,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仍然是全团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整体来说,还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应新形势、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团的工作的新经验、新办法。为尽快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面貌,为我国四化建设在二十一世纪的战略转移做好准备,全团要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

 

(二)

  今后一段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指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改革的姿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带领各族团员和青年,为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团结,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是少数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在指导思想上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重点,是我们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尤为必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努力发展经济、文化建设,是克服我国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是巩固和发展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必要保证,是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抵制封建迷信、宗教影响和国外腐朽思想、文化的有力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边防的重要基础。总之,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愿望。少数民族地区团的组织,只有围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这一中心开展工作,才能真正起到党的助手作用,共青团的工作才有广阔的舞台,团的活动才能得到广大团员青年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团的自身建设才能不断加强,团的组织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实际出发,将全党、全国工作的共同性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特殊性相结合,将全团工作的共同性同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的特殊性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休戚相关的,各族人民的根本目标是共同繁荣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种根本利益和根本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共同任务中,我国各民族在主要方面具有许多的共同性。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其他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缓慢。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祖国的边疆。这些地区一般是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气候恶劣;各民族的历史形成各不相同;各少数民族人民目前主要从事的牧业、林业、渔业、猎业等生产,也具有区别于内地的比较突出的特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与民族历史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影响,残存着较为严重的封建迷信的影响。因此,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必须充分注意上述这些特殊性,注意在同一地区内的不同民族、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等方面的特殊性,注意这些特殊性给团的工作带来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特别要注意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特殊规律,以便使团的工作紧紧围绕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作用。忽视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的特殊性,不加分析地照搬全团工作的一般要求,简单地套用内地团的工作的某些具体作法,必然会束缚少数民族地区团干部的创造精神,使这一地区团的工作无特点、无活力;而忽视共同性,片面强调特殊性,其结果必然会降低对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的要求,或者使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失去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上,总的来说是注意其特殊性不够,统得过死,要求过急。今后,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各级组织,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安排和开展团的活动。如果上级团委的具体工作部署与本地团的工作的实际情况不符,可以变通施行,甚至不施行,但在变通实施之前必须向上级团委汇报。

 

(三)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智力的开发;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各族青年的团结;努力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共青团干部。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团组织要根据胡耀邦同志提出的“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的要求,经常地了解本地区、本单位经济建设的全局,讨论和研究如何调动各族青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为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而贡献力量。在当前,着重要做好五方面的工作:其一,要积极引导青年贯彻、落实中央今年发的一号文件,克服“左”的思想的影响,大胆地走劳动和科学致富的道路。其二,要关心和扶助青年中涌现出来的治穷致富的“能人”、“专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带领更多的青年致富。其三,帮助青年冲破因循守旧的思想,积极为广大青年的治穷致富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其四,要充分调动工业战线广大团员、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他们为发展工业,特别是与地方经济紧密相关的民族工业贡献聪明才智。其五,要教育广大青年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致富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他人,做共同致富的带头人。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智力开发。帮助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促进青少年的智力开发,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是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工作,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也是繁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根本性措施。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组织要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启发和教育广大青少年认识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性、迫切性,提高学习科学文化的自觉性;要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水平的实际出发,开展多层次的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活动;要协助有关部门,努力做好青少年文化扫肓的普及教育工作;要积极为广大青少年的业余自学创造条件,提供必要的自学咨询和其他服务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搞好活动阵地的建设,结合少数民族青年爱好文体活动和向往集体活动的习惯,将学习科学文化与文体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行;要结合本地区生产实际,在青年中大力开展学科学、用科学活动,我国各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文化遗产,团组织要鼓励各族青年发扬光大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各族各界青年的团结。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组织一定要把加强各族青年的团结当作一项长期工作抓住不放,要把我们的工作和言行是否有利于团结,做为衡量每一个团组织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做为衡量团干部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做为检验党员、团员政治觉悟高低的重要标志。首先,我们要在各族青年中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特别是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要在工作中注意克服和防止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注意克服和防止地方民族主义;要教育各族青年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其次,要努力抓好本地区民族团结的青年典型,总结促进民族团结的先进经验。其三,要注意组织各族青年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联欢活动,使各族青年进一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建立起一种亲密团结、情同手足的思想感情。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的团结还包括加强信教与不信教青年的团结。宗教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宗教问题上,团组织一定要采取如列宁所指出的“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从政治信仰上说,共青团员是无神论者,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但在政治行动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信教青年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组织要在广大团员、青年中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宣传科学文化、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吸引广大团员和青年。同时,又要尊重信教青年的信仰自由,不要轻视、岐视,更不能打击信教青年,要在爱国的基础上,增进信教与不信教青年的团结,做好信教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坚决打击和抵制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活动,以及危害青年身心健康的迷信活动。

  努力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团干部。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干部的培养工作,对于搞好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对于及时不断地向党输送人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团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经济。在各民族杂居的地区,广大团干部不仅要懂本民族的语言,还要学习一些本地区其他民族的语言,熟悉本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了解各民族的经济生产特点,成为“多能化”的团干部。培养团的干部,既要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提高他们的水平,又要多方设法,广开渠道,为少数民族团干部创造和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各级团组织,要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尤其要注意培养基层团干部,注意抓好县、社(乡)两级团干部的培训。县级团委要保证每两年对团支部书记以上的团干部轮训一次。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团的工作条件比内地困难,各级团干部可适当多配一点,并且要注意培养和配备少数民族的团干部。

 

(四)

  为了加强和搞好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必须发扬开拓创新、刻意求实、勇于拼搏的精神。

  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搞好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既不能对上级团委有“等着”思想,也不能生搬硬套外地的经验,必须依靠当地团组织和团干部,从实际出发,不断创造和总结新鲜经验,开创新的局面。同时又要看到,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以往的好经验、好办法,在新形势下就不一定适用了,这就要求根据发展了的情况,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在当前全国改革的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正面临大量新情况、新课题,尤其有必要提倡创新精神,研究改革的全局,跟上改革的步伐,使团的工作在改革中适应,在适应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

  刻意求实的工作作风是团的工作能够创新开拓的必要保证。没有求实的工作态度,就无法掌握千差万别的情况,就失去了指导工作的主动权。因此,为了总结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团的工作的新经验,抓好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典型,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团干部必须深入到基层,深入到青年中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掌握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把握团的工作规律,摸索出适应不同情况的工作方法。刻意求实还必须不图形式,不追求花架子,注重实效、抓住重点、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志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志在共青团事业的兴旺发达,志在开拓前进,是少数民族地区共青团员的豪迈之所在。共青团中央号召,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团干部、团员、青年,要努力开创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的新局面,为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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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易习惯的法律分析

刘 亮

  我国《合同法》中对 “交易习惯”作出了明确的表述,这无疑对我国民法体系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去界定“交易习惯”,如何解决涉及该问题的案件,学术界及法院的审判人员对其认识却不尽相同,本文就“交易习惯”作一粗浅分析。
  一、“交易习惯”的定义
  习惯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基于人们特定的需求,经过长期的惯行,逐渐形成的共同遵守准则。在《辞海》中,习惯作以下解释:1,由于重复或练习而巩固下来的并变成需要的行动方式。如学习习惯。2,指经过不断实践,已能适应新情况了。如在某地区,就社会上某一事项,被一般人反复行为,久而久之在其内心产生约束力,形成个人行为准则的事实。人们在行为时可能是被动,也许是主动而为之,但所为的事实即习惯。对于习惯法,我国传统法学理论认为,习惯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由国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却为人们普遍遵守的“习惯法”,在阶级产生之前,不同部落的人们之间出于生产或生活的需要,进行的简单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习惯,也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保障,却对社会群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如同法一样的效力。现实生活中,习惯的种类繁多,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法律的价值取向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因此能够上升为法的习惯必然是合法的、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习惯。故习惯法是在一定社会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所惯行的,为一定群体人们在心理上接受的,能够象法一样规制约束人们行为的,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习惯。
  (二)法律对习惯的界定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由于长期的反复的经济交往,许多合同往往被类型化了,而特定的合同类型中各个合同总是有许多相似的条款,由于这些条款被反复适用,为交易者所熟悉并承认,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交易习惯。在众多的交易习惯中,一些交易习惯经过立法肯定,从而成为法定条款,在当事人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动适用;而另一些交易习惯由于法律对其未作肯定,在司法实践中不能自动适用,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的交易习惯还是确定交易者权利义务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法律应当重视交易习惯的重要作用和应有的法律地位。
  《德国民法典》对交易习惯的效力未作一般性规定,而仅在第157、242条规定:解释契约和履行契约应顾及交易上之习惯。这首先表现了当时对法制统一的立法追求,立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法的安定性,而交易习惯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地区性较强,全国性的习惯往往难以形成,法制的统一性与习惯的地方性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同时它也表现了对国家及其能力的迷信,德国、法国的国家观都是同一种积极的全能的国家观,在这些国家的观念里,民事习惯通常被认为是旧制度的产物,是落后的,与社会文明的进程相悖的东西,理应被法律所摒弃。
  在英美法系中,交易习惯被称为默示条款,即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它就是合同理应存在的条款,它可能是实现合同目的及作用所必不可少的,
  在英美法中,习惯法是一种普遍通常性法律,如英国,习惯是直接的法源,地方或商业习惯决定着某种事项是否有违普通法的特别规定,无论国家是否承认,交易习惯均发挥着其拘束力。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在立法中承认交易习惯的约束力。《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5条规定,当事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和当事方从事之行业或贸易中的行业惯例,或当事方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行业惯例,使协议条款产生特定含义,并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也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
  在我国《合同法》颁布实施前,法律对许多合同的交易习惯都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进而使其成为法定条款,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就自动适用,如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这样做排斥了许多交易习惯的约束功能,但是,抽象的法律规定不能适应具体个案的要求,使法的不适应性、滞后性十分突出。统一合同法,突破了以往对交易习惯的否定态度,第一次在法律条款中明确以交易习惯确定交易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肯定了交易习惯应有的、业已存在的、对法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作用,也体现了对当事人合同自由权利的尊重及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使我国的合同法在调节市场经济、激活市场、促进贸易、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合同法虽承认了交易习惯的法律效力,但何为交易习惯,哪些交易习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而由司法个案认定。
  二、交易习惯的构成要件
  合同法中规定可以依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未明确的内容、解释合同中有争议的内容、确定当事人的后合同义务。能够用来确定合同内容或当事人义务的交易习惯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可适用。有学者从“事、时、人、力、法”五个统一概括交易习惯的构成要件;
  1、交易习惯必须适法。合同法未以禁止性条款规定何种交易习惯不能被适用,但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交易习惯,必须经过宪法及法律的价值评判,即交易习惯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⑥主要是指交易习惯不得违反民法中的强行性规范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范,对于违反法律、法规中的任意性规范的交易习惯,能否适用,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交易习惯须不违反公序良俗。习惯具有民间性自发性,受行为人的认知能力及地区文化环境的影响,在此用来确定合同内容的交易习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如赌博活动中的行为规则,毒品交易中的交易习惯,虽也是习惯,而且为交易活动参加者所严格遵守,但由于其目的的非法性及其社会的危害性,法律不可能承认其合法性的,否则,法的正义、公平理念难以实现。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导致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其中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是无效的,如果适用违反善良风俗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内容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达不到适用交易习惯的目的,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3、当事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交易习惯存在。习惯的种类很多,作为确定合同内容的习惯须为当事人已知悉,主张适用交易习惯的一方负有举证证明对方已知悉该交易习惯存在的事实。依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各方对已知的交易习惯应自觉遵守,受交易习惯的约束,违反交易习惯,同样产生违反合同义务的后果。《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5条规定,当事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和当事方从事之行业或贸易中的行业惯例或当事方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行业惯例,使协议条款产生特定的含义,并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商事合同通则》中规定当事人各方应受其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其相互之间业已建立的任何习惯作法的约束。
  4、当事人未明确约定排除适用该交易习惯。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明确约定某交易习惯在双方的合同中不产生效力以实现合同意志。在依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内容时,须为该交易习惯的约束力未被排斥,否则,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排斥适用某交易习惯,则该交易习惯则不得对该合同适用。
  三、交易习惯在司法中的适用
  (一) “交易习惯”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制定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义易习惯的法律效力,如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合同法中有关交易习惯的规定,具有补充合同法的效力,优先合同法适用的效力和解释合同的效力。
  1,补充合同法的效力。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规范人们行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习惯,随着阶级的形成国家的产生,一部分习惯被法律所认可而上升为法律,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但法律的滞后性难以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只有将民间的习惯特别是商事习惯再次吸纳入法律,将商人的商行为习惯法律化,成为商人习惯法,如法国的1871年商法典即为商人及商事交易习惯汇编。我国合同法大部分关于交易习惯的条文规定,赋予交易习惯具有补充合同法的效力。如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在承诺不需要通知时,承诺生效时间的确定,由交易习惯补充规范。
  2,优先于合同法的效力。现代社会民商事交往频繁,方式日益复杂多变,新的交易习惯也层出不穷,法律很难对此一一作出规定,如强制交易双方遵守法律的规定,则可能会阻碍交易的进行,影响交易的效率,法律为社会进步应当适当让位于业已形成的民商事习惯。使交易习惯具有法的效力优先性。我国合同法中对交易习惯具有的法的优先效力也有规定,如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依交易习惯作出承诺的方式优先于法律规定的“通知”方式而适用,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三百六十八条均有类似规定,交易习惯的优先效力必须有法的明文规定才能产生,而不能任意推定。
  3,解释合同的效力。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但当双方对合同内容或某一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就产生了合同解释问题,解释合同如同解释法律,力求探究合同内容的真意,达到合同解释的公正性、合理性。合同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合同解释的准则与方法,该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了解释合同应首先依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等法律的直接规定作出解释,如按法律规定的这三种办法还不能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则适用法律的补充规范即交易习惯进行解释。该条中的交易习惯既有解释合同的效力,也有补充合同法的效力。
  (二) “交易习惯”的适用
  合同法虽然确立了交易习惯的法律地位,但交易习惯的法律性质及对如何适用交易习惯未有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引起了较多争议。有学者认为,交易习惯虽有法律效力,但不是法律,虽客观存在,但不是证据,充其量仅为待证事实,可以适用自认法则,在具体个案中,以法院调查为原则,当事人举证为例外。在法院调查无果的情况下,由主张交易习惯存在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法律还应当对不同性质的交易习惯确定其效力层次,不同性质的交易习惯有相应的适用顺序。笔者认为:首先,发生在同一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要优先适用,因为在同一合同中,当事人间的交易习惯与当事人的合意最为接近,它最能反映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其次适用的是特殊习惯,特殊习惯产生于特定行业、特定地区,在这些行业和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后适用的是一般习惯,在既没有当事人之间的习惯,也没有特殊习惯的情况下,众所周知的一般习惯也可以作为认定交易各方当事人真实意识的依据。但当双方有不同的特殊习惯或一方主张特殊习惯而另一方主张一般习惯时,如何适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在缔约时将特殊习惯告知对方,对方未表示否定,则适用双方明知的特殊习惯;同样,一方虽未将其意指的特殊习惯明确告知对方,但如有证据证明对方对此特殊习惯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则也应适用特殊习惯;反之,如果双方互不了解对方的特殊习惯,则适用一般习惯。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动了手脚?

在交通事故频发的今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共同发挥着及时补偿受害人损失的重要作用,此类责任保险也无愧于社会稳定器的称号。然而近一两年,笔者在办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和接待当事人咨询中,常常听到有车主抱怨,自己为了减轻和转移在交通事故中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针对性地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本车上其他人员伤亡后,保险公司却以这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除外责任,没有另行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而拒绝赔偿。虽然知道依据保险合同,无法打赢对保险人的官司,但他们仍然心存疑惑,想知道在法律上,保险车辆上除司机以外的其他人员,如随车乘员、旅客、押运工等是否在第三者的范围之内。
我国调整商业保险法律关系的特别法-《保险法》第65条第4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这里的第三者是指合同之外的所有第三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是责任保险中的一种,自然,除车主和司机之外的其他车上人员无疑应在第三者范围之内。由于被保险人在交通运行中可能致人损害,需要承担巨额赔偿责任,为将自己的风险合法地转嫁并使受害的第三者能够获得充分救济,因此才有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之必要。车上人员在车辆运行过程中虽身处车内,但其并非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几无能力阻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他们在交通事故发生受到损害后,不论与被保险人存在雇佣关系,还是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均可依法要求被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使用了《保险法》中的法律概念与定义,却没有保持与法律概念外延的一致,保险人在拟定保险条款时,有意增加限制性定语,将第三者界定为“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以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车辆下的受害者”,直接将本车上其他人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其实是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有些保险公司则以免责条款的形式规定于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将车上人员排除在第三者范围之外,是对被保险人获得保险赔偿权利的限制,要求另行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属于加重对方责任,当属无效条款。
就保险公司要求另外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责任条款来看,“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车辆上人员的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也明显是刻意把车上人员直接从第三者中剔了出去,另设收费险种。上述做法,如同现在的医院将本来的一项收费分解成若干个收费项目的做法,经营者无疑是会大大的获利,只是受到蒙蔽的广大车主却还得再加一份钱,以达到所谓的全险保障。
车上人员不能进入第三者责任保险理赔范围在现实中还导致了下列问题:在很多交通事故中,明明是一方驾驶员的全部责任,其所驾驶车辆的乘员死亡或者受到伤害,但驾驶员及车主却没有赔偿能力,这时,事故处理交警往往为了使受害人得到部分赔偿而不得不违心给另一方驾驶员加上一定的责任,以便能使用该车的交强险保险金额来赔付受害者。
各商业保险公司如能真正认识到这种做法侵害到了广大车主的利益,而想纠正这种错误,笔者认为不外乎两个办法:一是保险公司修改第三者责任险相关条款,依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将车上人员责任涵盖于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范围,以使险种名称内容与法律规定相一致,还其本来的面目,保险费率可适当调整;二是保持现在的保险责任范围不变,与车上人员责任险并存,但需改变该险种称谓,比如称之为“撞击他人他物责任险”等类似的名称。
  
 
   (作者:魏海渊 山西雅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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